《原谅，但不能忘记》第一部 白土地

于艾平 著

简介

于艾平，１９５３年生于山东济南，大专学历。

当过流浪儿、钳工、汽车修理工、药农、记者、专业作家、编辑。现居北京。

主要代表作有系列小说《野地荒天》，诗歌小说综合集《艺术人生》，诗集《寂寞花儿开》，作品自选集《爱的祈祷》，散文随笔集《电影诗--剧本创作技巧与案例》。大学教程《编剧十论》，电影文学剧本《六角星》，电视连续剧本《一方热土》。其中，电影文学剧本《太阳谷》，入选国家精品教材《写作教程》，与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阙里人家》曾获国家政府奖。系列小说《野地荒天》，曾译成俄、英、日等国语言介绍到海外。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帮助我活过来的善良的人们。

　　　　　　　　　　　　 --　题记

序

野 莽

因为一个彼此意会的秘密，于艾平这部长篇的副书名不得不被我“野蛮”地删去，于艾平很伤心，却也只好依从。所幸正式书名还在，而且是《牛棚杂记》的作者季羡林老先生病中挥笔题写的，据说挥笔之时甚至泪流满面。作为职业读者，本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从头读到尾的，包括那篇作者忍不住挺身而出的后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态度，当读到于艾平母子在天坛公园连椅上的一段对话时，泪水终于涌上眼眶。我明知道它是一部小说，是我们这样的人坐在电脑桌前敲出来的字，但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得流血。它使我想到自己，想到那个时代无数和我们一样无辜而不幸的中国少年。那段情节诚实极了，平白而又安祥，是这么写的：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痛楚地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没有对不起儿子，走资派丈夫早已死于无休止的批斗，她独自用流血的心灵和肉体护佑着两眼迷惘的儿子。对不起他们母子的是那个年代，那个永远不能忘记、何时想起就会颤栗的年代。

经过了40年的思考，昔日的少年从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于艾平已逾不惑之期，儿子也正好是他当初的年龄。正如他的后记所写，面对一代从浩劫中侥幸活下来的白发苍苍、生命将逝的叔叔阿姨们的催促，他不能再等，应当写了。泪水洗涤了陈年的怨恨，他撕裂伤口，用滴落的鲜血写下了这部小说。

《圣经》上说：“原谅吧,因为他们不明白。”善良的、宽容的、伤痕累累的作者平静地引用了这一句话。这是圣哲慈悲的劝诲，人生至高的境界，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自然应当得到我们的理解。人类挂历上最沉重的一页，是从东方的墙壁上揭过去了的。逝者如斯，荒诞不再，宽容和善良是伟大的。然而我却知道，假使鲁迅来写这段非常的史话，分明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小说从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展开，记述了中国60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光中，随着一句口号，一声锣响，和平而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老师变成了造反派，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小将，自己则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少年天真无邪的目光由此变得惊恐不安、迷惑不解。忍辱负重的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忠心耿耿的小狗虎子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北大荒的流放者一起钓鱼、摸蛤蜊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憎恨这人间屠场，希望永远地逃离它，但是因为课堂的诱惑，苦心的母亲却害他重又落入陷阱。

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落井下石的同学，见风使舵的老师，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红卫兵，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当然除了血腥的恐怖，也有人间的温情——北大荒流放地的“老头鱼”、黑子，是他们为于艾平开放了一座饶有情趣的世外桃源。

《原谅，但不能忘记》于凄凉悲怨的整体风格之中，仍没有放弃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街道上的早请示，晚汇报，市场里的背语录，跳忠字舞，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崇高与媚俗，天使与恶魔，这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步之遥。毕竟是13岁的少年，在熊熊的火焰、烈烈的血光中，却也能寻到水上的快乐。冬天的冰封的嫩江上，孩子们暂时摆脱了苦难的阴影，滑冰、滑爬犁、抽冰猴，寒风中“咯咯”的稚笑，与身后的愤怒的呼喊、残暴的殴打，凄惨的号叫融会在同一片苍天之下。

显然，《原谅，但不能忘记》已经涉及到“文革”的本质，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于艾平开始质问这场劫难，并把那个年代特有的荒谬在烈日下曝晒，无情地鞭笞罪恶，热切地赞扬美好，让读者看到极端的美与丑、善与恶是怎样生长和斗争的，用强烈的对比震撼我们的大脑……但于艾平最终还是原谅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他无法向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讨公道。而这种追讨，可能比“文革”本身更为残酷和悲哀。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除个别像于艾平这样的作家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面目已一点点隐去。我想于艾平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且“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季羡林老先生呼吁得何等好啊：清算“文革”，深究灾难的根源，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意义太重大了，重大到无法回避的程度!

一口气读罢《原谅，但不能忘记》的时候，我禁不住急于告诉大家，如果40岁以上的人读过本书不动情落泪，那么就请把它退还给作者吧。而我再一次翻到书中的某些篇章时，却想到了，应该建议年轻的朋友们都读一读《原谅，但不能忘记》。无论是好奇，惊讶，还是满怀狐疑、无法相信，他们都比父辈们幸运，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了解书中那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迷一般的历史。

所以我说，直接的、自始至终地记述那个年代的长篇，记得这还是第一部。作者的勇敢、责任心和使命感，于历史和直面人生的文学观，迫不及待的先行姿态，仅就这些品质而言，应当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榜样。生活在同一国度的有良心，明是非，记忆未曾失常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敬佩于艾平，不感谢于艾平，没有理由不打开这本沉重的小说。

卷一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1966年6月，我还不满13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了，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地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

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10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

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5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

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10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60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60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5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

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三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仍然带着那种亲切的温柔：“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四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20里，嫩江3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爱国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绕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区的龙沙、铁锋、建华3个区以及市郊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40万吨，砂糖总产量5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2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10张普通的牌子。

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整整一晚上都不说话。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绝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难以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6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

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

一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

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孩子们在心里发挥着这个新念头，越来越兴高采烈。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2根或3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仆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3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头……

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3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X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2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4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背着走向2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他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碴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伤口，没走多远脊背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迷迷糊糊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X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3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只有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可笑。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5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10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滚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

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第三章 窝里斗

一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3张粘在一起的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3个大字分外潇洒，我那么熟悉。大字报好像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糨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46岁的人，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必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狠斗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许多像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诅咒发誓自己绝没有过半点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喝多酒，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搂出来。母亲常常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都像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20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观点的权利。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自己的死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总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点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闪过个主意，撕下来向母亲报功……

我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去门口去和熟人聊天了，正好下手。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沮丧得要命，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那女人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额头冒出汗珠，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都摇摆晃动。大字报落在脚下，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像个小小的孕妇，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疑惑地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他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难忍，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

“小孩，站住。”

看棚人大步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

“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羞愧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地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点谱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再不仅仅是严厉，几乎是怒气冲冲吓唬我道：

“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点小点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默默地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地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地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

“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儿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死死不松口。父亲狂怒地把我一脚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稍稍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没头没脑地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

“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

“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他……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重重地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坚决地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儿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

“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压制住激动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暗暗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感情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保老婆的大字报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60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

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几乎天天见面，有点事情鞍前马后前呼后应，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情况，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点礼物略表谢意，人家却怎么也不收：“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

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3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点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100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把水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

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绝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5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狠狠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3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3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点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了下来，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3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光溜溜的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

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我们3个孩子说：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母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默默地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像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儿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两人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且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前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这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一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点小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

工作组头头冷冰冰地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母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的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

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向日葵的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心情沉重地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怨不得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

理叔叔家有3女1男4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便泾渭分明，一般男孩找男孩玩，女孩找女孩玩，若男孩往女孩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和女孩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亭、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5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亭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吸吮着逛开动物园。臭味扑鼻的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它们无精打采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冷森森的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威风凛凛地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竟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悻悻地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两点，我和姐姐乘2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快步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好像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绝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这事着实有点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步履蹒跚地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地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地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阴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地说：

“弟，咱爸……”

二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说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春季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潇洒地讲几句话，将军一样大手一挥威风凛凛地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我接受不了，根本无法承受，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

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制服，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地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窒息的胸口，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头发堵。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但在此刻，但在此刻，他不管离我多远，我也无疑能够看得清楚，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长长的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沉痛地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头上带着白帽子、腰间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眼睛直勾勾地盯起我，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给儿子丢脸，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的身子没动，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尽管那笑容硬邦邦的勉强，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仿佛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点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站在阴影里仰脸望着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愤怒的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地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觉得我的舌头给钳住了，我的眼睛模糊了，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慢慢地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狂暴地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跑前跑后一个劲儿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狠狠地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冷冷地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的痛苦吐着泡沫。他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之后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地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这种遭遇对我无疑是强烈的打击与震撼。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发疯般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三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一副痛苦不堪的神色。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突然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低沉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做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用痛苦的目光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乖乖坐起来，接过碗一点点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回来后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我迷迷糊糊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匆匆走了。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10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地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屋里闷热难耐，闹钟滴滴答答地响着，灯光射出无数支尖刺刺痛我的眼睛。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的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小时候比男孩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我火了。

姐姐死死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我的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下意识地把两手放在胸前，捂着脸颊哭了，我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一直等她们白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地跑向俱乐部……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一张压着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地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30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主席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紧张得差不多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弯曲的胳膊，跟随大伙响亮地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上，脑袋涨大了许多。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地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父亲依然同样的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

二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40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了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浑身颤抖，紧紧抓住父亲的肩膀，她的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永远的诀别……我的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三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半点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

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

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

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6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

四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6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3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

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那年过生日，母亲曾拿出20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5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3个一伙，5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

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母亲哄我说家里晚上吃红烧肉，咱们得快点赶回去，路上就别贪玩了。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3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4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3块分发进3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15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况且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

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第六章 眼泪救不了我们

一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地叫个不停。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拳头砸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你们都死了吗!”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瞧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窗子外面，有人不断地走动，屋里却平静得让人说不出的恐惧，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早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心里乱得很，连门也忘了关。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屋门大敞四开着，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的拉风匣声。早晨7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外面忽然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眼神冰霜一样冷酷，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室内一阵寂静，谁也不首先开口。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屋里挤不下，先来的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她把手挡在胸前，似乎想抵抗什么灾难，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斜眼冷冷地说，“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母亲猛地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有几个人堵在门口，不让她出去。

“你们让我出去，抢救于渭声!”

母亲哀哀地求道，拼命挣扎着去推堵在门口的人。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并且竭尽全力不去相信它，好像始终都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她的脸颊已经失去血色，墙壁一样白，连嘴唇都白了。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家里已是一片呜咽，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党分子!”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彻底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僵直地站在门口，只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死了亲人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拼命抑制住呻吟，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都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了!”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二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她的眼泪爬满了脸，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擦去脸上的泪水，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街上站满了人，我们必须从人群中穿过，好些人跑在我们前面，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奔去。母亲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脚步就越迟缓，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着凸起的身体，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这种想法一出现，忽然有一种恐惧像冷风似的吹进我的心里，我感觉到身上发冷，一阵冷汗浸透了全身，手脚都有些冰凉……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怕我倒怕了，真丢人现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

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家看出来。同时我也不能理解死亡，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我记得当时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产生一系列问号，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以死亡结束的生命?而我得不到答案，竭力想忘记死亡，仿佛死亡不存在似的。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

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头脑怎么也清醒不过来，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快去……”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衣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给他脱衣服，以掩饰内心的胆怯。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意见反映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他以自杀抗拒运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有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办法交代，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还要你承担全部的政治责任!”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的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强忍着泪水站在那里，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

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做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三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13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那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了!”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3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答应着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5口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4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永恒的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第七章 凤凰涅槃

一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

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3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要凌空飞跃下去似的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消失了，都不复存在……

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腿上，他的身体好沉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到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起来，醒醒……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不管了，就这么……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长大等孩子，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你别走我求……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不信你死了我……你起来，醒醒，你回来吧求求……”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从胸腔里喷涌出来，她是在用泪水把全部的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还小哇孩子……可怎么办留下我们……怎么办我……”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用一只手不断地捶打父亲的胸口。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松开我，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室门口。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曝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肩膀也抽搐起来，没有哭出声音，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

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自己也跟着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槃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那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因为在向他致敬而肃穆无声。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

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3躬，我也跟着鞠了3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飞进一片光明透彻的一尘不染的天空中……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深切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我是不是在做梦?”我再一次问自己，但是不，这是现实，比现实更真切，这是现实加回忆。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苦笑了一下说：

“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

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弯下腰去，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至今也不敢想象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地描述那感觉。一切都变得迟钝了，大脑里一片混乱。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麻痹，我想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如同噩梦一样惊心动魄。只记得临别，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用眼睛瞧着母亲。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她已经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了，只是用呆滞的疯狂目光瞪着前方……

我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里逃生，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二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直到端起饭碗我才感到难熬的饥饿与疲倦，我已精疲力竭。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姐姐说妈太疲乏了，多睡一会儿也好。之后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围着桌子一句话也不说，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有了，我卷起扁担钩，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家里的人都愁容满面，轻声说话，生怕吵醒熟睡的母亲，谁也不笑，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悲伤和恐怖。姐姐看母亲两天没吃东西，留下妹妹看家，去买一只老母鸡回来给母亲补补身子。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手拎一个水桶轻松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力不从心了，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她托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

“哥，我抬不动……”

妹妹憋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压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泼洒出来，把我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拍动翅膀，脖子缩到肩膀里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它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没等我返过神儿，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

“姐姐——追鸡!”

我慌忙大喊，扔下菜刀冲出院门，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在我后面追鸡。老母鸡没命乱叫，跑得更快，连飞带跳地跑出胡同跑上大街，我和姐姐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错误，本来应该撵它进院关门打狗，由于方法不当跟着鸡屁股追击，反倒将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住，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抓不着了。我一急眼，一个饿虎扑食过去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眼睁睁地看着它钻进茄子地里，鲤鱼脱钩摇头摆尾一去不复返了……

三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

“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

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起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

斜眼犹豫了，那人的劝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3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悲惨的命运莫过于被组织开除了。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四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姐姐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

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愿离开那使她重又恢复灾难降临的知觉时刻越远越好……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给母亲擦去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狂澜汹涌过去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她现在所有的只是失望，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

母亲清醒了，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平息了一会儿，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了?”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能张开嘴巴了。我惶恐地看着她，努力猜测着她要干什么?母亲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眼睛一连几秒钟不离开我。她勉强压住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我听不清也听不懂，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在黑暗的微光里，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沉。第二天早晨，她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就着炒小白菜，饱饱地吃了一顿大米干饭。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卷二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

一

母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糖厂没给报销一分钱，她只想着好好送走我的父亲，把家里的储蓄都花光了。

父亲的141元薪水原来支撑住家里的大半边天，现在当月就停发工资,仅凭母亲的60元工资养活我们与外祖父家6口人，生活马上捉襟见肘。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家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没存下多少底子，过得是典型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生活。父母月初发下工资放在抽屉里，花多少拿多少，月底还能稍稍有些盈余。母亲清醒过来，两手空空，她翻遍写字台里所有的抽屉，连我们平常存硬币的小瓷罐都倒了出来，勉强凑够10元钱。

母亲望着10元钱傻眼了，她既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打击，又要考虑刚刚寡居的日子怎么过……但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还有什么好想的，结局已经这样，她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静，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怎么才能重建这悲哀的生活呢?她对未来十分担忧，身心都陷入麻木的状态。答案暂时找不到，虽说痛苦无法缓解，仍然应该默默忍受。眼下抽屉里只有10元钱，付过房租水电费是说什么也过不到月底的，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在食品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中，填饱肚子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糖厂的职工大多手头拮据，人人都以最简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穷是正常现象，借5元钱比登天还难。况且院子外面有人监视我们，这是一切穷困中最冷酷的穷困，也没有人敢和母亲来往，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生活总得过下去，人总得活下去啊。

母亲流着泪水写出几封信，一封寄给我山东农村老家的外祖父，告诉老人家姑爷去世了，女儿无力再寄生活费养活他们，请二老等她缓过来再说。一封寄给我上海工作的表姐，一封寄给我青海工作的小姨，请他们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帮助孤儿寡母渡过难关。

我们的生活日渐窘迫，入不敷出，没有钱买副食品，没有钱买细粮，没有钱买豆油和青菜。

母亲掐着手指计算每日的花销，一日三餐全是大饼子、炒小白菜，高粱米稀饭、小葱蘸酱油。我肚子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两个巴掌大的饼子，不到吃饭时间就饿得心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实在维持不到月底，母亲从后院邻居吕大姨家借了5元钱买回供应粮，总算勉强让我填饱肚子了。母亲不敢往远处想，也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日子要一天一天过，穷亲戚也不可能总周济我们，她还是一天到晚盼望寄出的信能有回音……糖厂大院内没有水果店，只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小卖店。北大荒天冷，水果很少，但盛产香瓜、菇娘等特产……

女孩子特别喜欢买菇娘，这是一种外面包着一层白皮的植物，金黄色的果实玻璃球大，十分甜。她们用一根细笤帚枝在菇娘的屁股上扎一个眼，吸尽里面的甜汁，放在嘴唇里咬来咬去，发出和赖蛤蟆叫差不多的“吱扭吱扭”声……最让孩子们心醉的还是大院里传来的卖冰棍的吆喝声，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喊声，有如音乐般美妙。不管男孩女孩一听到这声音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出家门跟着卖冰棍人的屁股后面转。白土地离街里远，卖冰棍的隔三差五来一次。照例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后货架上驮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冰棍箱，拖着音乐般的长腔围着家属区里喊来喊去：

“冰——棍，冰——棍，3分5分一根，不甜不要钱喽!”

孩子们包围起小伙子的自行车，拿出平时积攒的钢崩儿，举着小手乱哄哄地你争我抢，骄傲地嚷嚷：

“给我一支3分的!”

“给我一支5分的……”

小伙子笑逐颜开，一边忙不迭地打开包箱子的棉被，一边要求大家按秩序来，不要乱嚷嚷：

“别着急……一个个来……够你们买的!”

不过他的话不起什么作用，孩子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能不急吗。3分钱一支的冰棍是用糖精做的，5分一支的稍许带点牛奶，价钱一点都不贵。以往母亲每次都买3支奶油冰棍，分给3个孩子每人一支。若我还围着卖冰棍的不走，她必定再买一支悄悄塞给我，说：“不能再吃了，吃多闹肚子!”我知道母亲没钱买冰棍了，偏偏没出息，一听到小伙子的喊声就跑出院门，加入买不起冰棍的孩子行列之中，眼巴巴看着小伙子打开箱子拿出冰棍递给人家。这回轮到别的孩子骄傲了，他们吸吮着冒着冷气的冰棍，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有如向我示威一般：

“厂长的公子又怎么样，吃不起了吧!”

那有冰棍的孩子是决不会大口嚼着吃的，谁都舍不得，得一点点享受，就是剩下的冰棍筷子也要留在嘴里吮吸半天。要知道一个孩子攒出买一支冰棍的零花钱谈何容易，完全可能是把自己买笔和本的钱挥霍掉了。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不会感到多么幸福，失去的时候才会加倍地渴望幸福。说起来很可怜，我那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吃到一支5分钱的冰棍，再没有别的要求。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站在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吧唧”起嘴巴，吸进嘴角流出的涎水，心里暗暗发过一千次誓：“长大了，我一定把冰棍吃个够，专挑奶油冰棍吃!”姐姐来叫我回家了，我不理睬她，固执地跟着卖冰棍的小伙子朝前走去，非得等一直将他送出家属区才回家。母亲给我摘下一棵向日葵头，用没成熟的葵花籽代替冰棍解馋。我开始有点失望，很快就忘掉了冰棍，生吃的葵花籽没炒熟的香，心里终究多少好受些，嗑着玩也对付了。

母亲最怕听到卖冰棍的吆喝声，3个孩子都眼巴巴地望着院外，她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一次，为抵抗冰棍的诱惑，母亲发了狠，一下子砍掉所有的葵花头留我在家里嗑个够，坚决不许我再跑出去丢人，没想到却惹起场轩然大波。

二

我的父亲尸骨未寒，造反派又把母亲押去开批斗大会。

父亲死后第四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几天以来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造反派不由分说地扭起她的胳膊往外拖去，美其名曰“轻伤不下火线”。父亲已经化作一缕轻烟，命归黄泉，但造反派想让他遭受比死还要严厉的惩罚，回过头来折磨他家里的人，由他的妻子出面当替罪羊，若他黄泉有知，泪水也该溢出黄土。母亲撅在主席台下最中间唱主角，一大批牛鬼蛇神撅在旁边陪斗，我看与其说是糖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不如是宣布处理父亲的大会。斜眼当众重复他在我家宣布的那套谬论，胡说什么于渭生自杀就是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行，将父亲定为叛徒、内奸、反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永远开除出党。接着，他又郑重地宣布一项糖厂“文革”胜利的成果——揪出以“冯、马、于”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警告其他牛鬼蛇神谁要敢像于渭生那样死不改悔，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历史的滚滚车轮定将他碾成齑粉!

造反派问我的母亲为什么留丈夫的头发和指甲，是不是想秋后算账?

母亲回答说，这是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人死后留点纪念，好将来把他送回故土……周围响起一片打倒孙志刚的吼声，使她无法辩解下去。斜眼却借题发挥，于渭生是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你孙志刚应该揭发他，批判他，这是一个表明立场的机会。母亲再想辩驳，又被造反派打断，只许她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母亲给孩子砍几棵向日葵吃也变成一大罪状，那位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拿出我们嗑过的葵花头大作文章，牵强附会地发表高论：

“葵花朵朵向太阳，糖厂造反派有10个头头，孙志刚砍下10朵葵花，就等于砍下10个头头的脑袋，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母亲委屈地低下头去，“孩子闹着要买冰棍，我家里经济紧张，实在没办法，是用它哄孩子的……”

“你胡说，你表面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窥测时机，伺机反扑，你就是要砍我们的脑袋!”

“我不是……”

“你就是，就是，就是!”

“你们不想想，我们孤儿寡母的，哪有这胆子。”

“你这是借刀杀人，杀人不见血!”

“你非要我承认，我也没办法。”

“怎么我叫你承认，你骨子里天生极端反动。”女教师信口雌黄，荒唐至极。“你这家伙不老实，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我过去怎么没看出你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要是用在教学上就好了，起码能多教出几个好学生。”母亲见怎么解释都不行，抬起脑袋讥讽道。“就算我有这个胆子，真要想砍，你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吗?”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前，孙志刚终于原形毕露了!”女教师恼羞成怒，冲向母亲挥拳痛打，一边继续煽动大家的情绪，口号喊得分外响亮。“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走资派连做梦都磨刀霍霍，准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我们能睡大觉么?同志们啊，战友们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要我们稍一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就会红旗变色，人头落地!”

打倒于渭生!

打倒孙志刚!

敌人不老实就砸烂他!

辩驳是没有用的，造反派指鹿为马，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人类的语言只有在生活正常的时候才会有意义，而在不正常的时候，语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母亲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革命群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何况一个弱女子。母亲又被打个死去活来，索性任人捶打闷头不语，哀大莫过于心死。

“向日葵事件”发生之后，不幸接踵而至，外祖母寄来的一封信又让母亲病倒在炕上。原来，从来就是祸不单行，外祖父收到母亲的信后一口气没上来，倒在炕上3天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托人代笔的信中写到：“妈和你爹觉得天都塌了，只能感叹我们命苦。闺女，你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说什么也得挺住!”外祖父向来为我的母亲自豪，因为她在老孙家文化程度最高，是个科级干部，每月能往老家寄回40元钱养活父母，着实令街坊邻居们羡慕不已。大伙都夸老孙家祖坟上冒了青烟，前世修来的福气养个好闺女!我的舅妈带着几个孩子，靠舅舅的一点抚恤金度日，外祖母的生活来源断了，舅妈只得担起重负。母亲总算盼来我小姨的回信，拆开一看又泪流不止。小姨和姨夫非但没有安慰姐姐，反倒批判了一番他们的姐夫，要求姐姐立即和姐夫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钱，她家孩子多，生活也不富裕，请姐姐自己想办法好自为之吧。

母亲还没从外祖父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又遭亲妹妹当头一棒。

我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母亲不挨斗时，整天神情恍惚地坐在炕边望着窗外，一直到深夜都一动不动，悲哀使她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之中，也只有深夜才能给她片刻的安宁。小姨的来信无异于雪上加霜，把母亲的心都快凉成冰坨，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亲妹妹竟如此绝情，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有捎来!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小姨真不是个东西，做人不该这么缺德，没有钱还没有一句好话么!”母亲愤懑地撕碎小姨的信，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你们长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奶同胞的亲骨肉，一定要尽力互相帮助……我从此没有这个妹妹，你们也没有这个小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许再理他们!”

小姨一家伤透我们的心，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她怎么能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还是母亲的亲姊妹呢……生活越来越不好过，母亲每花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算来算去还是一筹莫展。3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她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借来的5元钱花光了，母亲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缩衣节食，从自己的肚子里省，我们由一日三餐变成两餐，后来只吃一顿饭了。我不懂事，没到吃饭时间就喊饿。母亲的脸盘憔悴了，眼睛凹陷进眼窝，眼角出现细密的鱼尾纹。她每日里只吃开水烫小白菜，好像是靠空气过日子，把自己的干粮省给我吃。姐姐看不下眼，要把她的大饼子分出一半，母亲总是推开她说，当然全是谎话：

“妈火大，吃不下去……多吃点蔬菜好，清清火。”

幸亏我在上海工作的表姐张秀兰危难之中鼎力相助，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了我们一把，寄来一封信和20元钱。表姐和姐夫对舅舅的死非常悲痛，他们在信中说：“舅妈，为了表弟表妹，你一定要挺住，有我们一口饭就有你的……”表姐的信犹如雪中送炭，又让我们看到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全是冷酷，并非那么凄凉，还有割不断的亲情温暖失望的心灵。母亲的眼里噙满泪水，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久久地抬头望着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关键是表姐寄的钱解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不管怎么样，使她在绝望之中看到一线生机，黑暗之中看到一丝光亮。

我们又恢复了一日三餐。毛泽东号召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母亲为我们活下去节省每一分钱，她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最高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粮食不够瓜菜代。”我们家每天至少有一顿饭“瓜菜代”，吃土豆和小白菜苞米面做的“小豆腐”。

三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5元钱，决定去街里买点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2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步行3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买了一根冰棍，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走着，举着冰棍小心翼翼吸吮，生怕它冻得不结实掉下一块。

大中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到处都是这种内容的胡说八道。我们又往前走，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少奇，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王光美。”

“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主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这对所有走资派都是一种危机，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

我回味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筷子，不要再丢人现眼，领我直奔肉禽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蛋禽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我排在后面，母亲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

显然，国家正在经受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这是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物。肉很便宜，鲜肉9角钱一斤，冻肉8角钱一斤，排骨6角钱一斤。母亲用2斤肉票买下2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一点鲜肉没买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2斤肉票买下4斤排骨(1斤肉票可买2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肉禽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地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

“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地说：

“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突然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声音颤抖了，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不能让他再回来，一定要想开些，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3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20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家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里拿出几个西红柿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危难时刻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竟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呼呼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

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沉默，郁郁寡欢，此刻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她笑了，笑得十分动人……

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炼大油，像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西红柿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一点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像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肉渣。说句大实话，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上说，一个劲儿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真是奇怪，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还好?

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不许我革命

一

我该开学了，再也无法实现进实验中学读书的梦想(在那种年月里，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我的科学家、园艺家、作家以及其他异想天开的理想，都化作色彩缤纷的泡沫破灭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昨日世界天翻地覆，原来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教育界开展的大批判如火如荼，校园一夜之间变成弥漫炮火硝烟的战场，孩子们的脸上都失去往常的欢乐和笑容，呈现着僵刻的严肃神情。学生的座右铭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变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大、中、小学的领导班子一律被冲垮砸烂，编成鬼队劳动改造收拾厕所打扫垃圾。就好像冰川开了冻，洪水泛滥大地，一切都被急流卷走了，一切都被扭曲了。昨天还在上课的教师，今天却被学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实造反派用不着煞费苦心给老师扣这么多帽子，发动运动的决策者们早已认定当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错误。理由很简单，“臭老九”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必须在体力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能给你留下一条性命已是手下留情、大慈大悲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验中学是典型的培养白专苗子的贵族学校，当然不能再让它凭考分招生，各区县的学生只能就近入学。我稀里糊涂被分进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一班，开始上学了。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初中成立了红卫兵，同学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校园，走上街道破除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旧思想，凡认为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都必须砸烂和没收。我是被划入“另册”的走资派狗崽子，连红外围都算不上，理所当然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组织。没有孩子再戴红领巾了，尽管它是红旗的一角，由烈士的鲜血染成。只有我固执地戴在胸前，挑战似地昂起脑袋，像唐·吉珂德一样滑稽可笑。其实我是在和他们对抗，坚持证明我的革命干部子弟身份。我只能回顾过去，无法预见将来，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我骄傲的资本。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和过去的生活切断了，从此也永远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我大概在同学们眼里是个被时代淘汰的古董，没有人理会我的小心眼。他们投来的眼神不断提醒我，关于系红领巾的光荣现在仅仅剩下回忆，已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了。我只能看着同学们身穿草绿色的衣裤，腰间扎着皮带，胳膊上戴着毛主席亲笔提字的“红卫兵”袖章，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运动越演越烈，锣声鼓声日日夜夜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所理解的“破四旧”就是造反派大张旗鼓地贴出通告，以革命的名义勒令家家户户交出“封、资、修”物品。大到阶级敌人的“变天账”、电台、武器，中到地主资本家的黄金白银、古玩字画，小到普通人家的刘少奇画像甚至观音菩萨，都得按限期交出来，否则严惩不贷。旧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法忍受，人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欢迎这场运动，早已燃烧起来的幻想现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人人都熔化在一种普遍的群众性的眩晕里面，激昂的情绪像发了疯。他们觉得谁是嫌疑分子准会毫不留情地破门而入，挖地三尺搜查，搞得你家鸡犬不宁。

红卫兵抄家的革命行动成就不小，有搜出地契房契的，这无疑是“变天账”。有搜出金砖金条的，当即没收了。有搜出美元英镑马克的，他们家肯定有海外关系属于里通外国分子。至于那些过去的书籍，除马、恩、列、斯、毛选之外统统是大毒草，勒令各家自行付之一炬。生活已陷入混乱，不见得有那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显得格外出奇。就是佛门清净之地也不能幸免，革命小将冲进寺院，揪斗长老住持砸毁佛像遣散徒子徒孙……人间的清浊又该如何评说!

我羡慕人家的孩子能加入红卫兵组织，非常想成为一名红卫兵。我问母亲，我也想保卫毛主席，他们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母亲无言以对，长吁短叹。

我难过地解下脖子上的红领巾珍藏起来，坚信有一天它会重新飘扬在孩子们胸前……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天，我有不少同学被勒令交出袖章开除出红卫兵队伍，因为他们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女，不能让其混水摸鱼从内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老师教我们文化课。

全校学生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投身进文化大革命中，挥笔上阵大鸣大放，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信口雌黄百般丑化走资派，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不批得体无完肤决不收兵。身不由己，我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或者干脆权当耳旁风得过且过。所谓的上文化课就是集体背颂毛主席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说实话，我似懂非懂所学的毛主席著作，让一个毛头孩子搞明白一篇《论持久战》不啻像读一部天书。我想同学们也难以理解书中深奥的道理，全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比如我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老师提问《纪念白求恩》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肯定回答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地球上只有4个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小日本，一个美帝，一个苏修。老师还没有给我们上过历史和地理课，我连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全名都不知道……经常觉得莫名其妙，世界上怎么还有个国家叫加拿大?那个大额头、鹰钩鼻子的白求恩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抗日，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没见过我们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民兵用长矛大刀、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照样打得日本侵略者望风而逃?还用他一个洋人凑什么热闹……

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惶惑，父亲讲的亲身经历怎么跟电影上不一样?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抗日战场上我的亲人牺牲得怎么那么多?日本国人少，中国人多，一条命换一条命小日本也该完蛋的呀?我不敢把疑惑告诉别人，老师的教导对一个孩子跟圣旨一样不可违背。且我经常用老师的话对付父亲：“老师说了，家长不能用打的方式教育孩子，有问题以理服人。”你别说，这招儿还真灵，父亲“扑哧”一下笑起来……不过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可钦可佩，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解救他们。我长大一定要向白求恩学习，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到他的国家去解放他的后代。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还是深信不疑!

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学校副校长赵关键，语文老师侯字典，历史老师马历史，体育老师刘小伙，俄语老师陈斯基都变成大批判靶子。无论中小学学生都要参加厂里的批斗大会，开会前必定和大人们一起高唱雄壮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母亲原来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为批判大会上的急先锋。

孩子们不明白，老师殚精竭虑教你的只是基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需要几十年，毁掉一个老师却须臾之间。成才太不容易，应该好好珍惜，这才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从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学校一搞革命行动就自动退席灰溜溜走人。“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是糖厂学校头号双料走资派狗崽子，自然比常人矮半截，就该自觉“滚他妈的蛋”。那份慌乱，那份狼狈，那种对自尊心的伤害，自不必说。虽然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管先后，反戈一击有功，我也不愿意反戈一击，反击谁?反击我的母亲，这万万不能，我永远坚信她不是什么阶级敌人。

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子弟也与我一样，一遇到不该参加的活动都自动对号溜之大吉，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二

市里面越来越热闹，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大街上一天到晚鞭炮震天，红旗招展，游街的队伍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比过年正月十五踩高跷、扭秧歌还热闹。各工厂、学校、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似乎都显示在揪出多少走资派上了。有一次，老师带领我们集体去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批斗市长的大会，这也是我头一次参加市里的批斗大会。

那天是个大暑天，早晨晴空万里。母亲怕中暑，给我带上一瓶凉开水，叮嘱我路上别忘了喝。

糖厂游行的队伍4人一排顶着烈日出发了，浩浩荡荡地踏着白土地走向东大门。天气炎热而沉闷，连丝风都没有。从糖厂徒步走到工人文化宫有十多里路，工人举着大横幅，擎着毛主席像，扛着红旗走在前头。牛鬼蛇神戴着高帽，脸上泼着墨汁，挂着牌子夹在队伍中间，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初中生握着语录本跟在后面。

长长的队列从糖厂二楼办公室一直绵延至东大门，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们一路贴着砸烂糖厂反革命黑帮的标语，大唱革命歌曲，散发油印的红卫兵战报，举起红语录本高呼口号。先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省长李范五，市长章林，再打倒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最后打倒的是我的母亲孙志刚。我不敢不跟着喊打倒国家主席、省长和市长，但我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那打倒的字眼不是哽在喉咙里就是变了调，喊打倒母亲时只举起语录本比划着应付，张开的口型根本没发出声音，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我左右看了看，党委书记冯叔叔的女儿也和我不谋而合，同样光举起语录不喊口号，一脸麻木的表情。

冯叔叔率领的鬼队共五六十人，母亲就走在学生队伍的前边，不知为什么脸上没泼墨水?她低头走着，一只手把着胸前的大牌子，样子很痛苦。那胶皮牌子有十多斤重，用一根细铁丝挂在母亲的脖子上，人不能让它摇晃，稍一摇晃铁丝就往脖颈的肉里勒，很快勒出一道深深的紫印子。母亲的另一只手扶着头顶的高帽，高帽扎得不合适，每走一段路就往一边倒去，必须扶着它才掉不下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我清楚地看到母亲脸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落，飞扬的尘土把她变成大花脸。路远，没走一半路程我就感到口干舌燥，身边的同学也汗水涔涔地喊不动口号了。我拿出酒瓶子喝下一半水，舍不得再多喝了，跑出队列赶到前面将另一半水送给母亲，她看看瓶子摇头说：

“我不渴，孩子。”

“你渴……喝吧，妈。”

“留着你回去的路上喝吧。”

“我喝够了，可以再找个地方灌凉水。”

“归队。”有个看押鬼队的红袖章，突然用严厉的口气喝道。

“妈快喝。”我着急了。

“好吧，我润润嘴唇。”母亲不再推托，可刚要喝水瓶子却被红袖章抢走了。

“还我的水。”我说。

“造反派还没水喝呢，走资派倒享受起来!”红袖章使劲儿将酒瓶摔在马路上，瓶子“哗啦”一下碎裂了。“我让你归队，听到没有?”

我狠狠地啐了一口。

母亲抹把额头上的汗水，望望红袖章又望望我，犹豫着安慰我说：

“回去吧，艾平……就算我喝过了。”

“赔我水，不讲道理，打倒不准我妈喝水的坏蛋!”

我嘟囔着返回队列，一路上心里喊的口号全是这几句话。

越接近会场，我们走得就越慢，游行的队伍向前移动几步，停下来，而后又向前移动，我们差不多一个钟头才走几百步路。从各方面涌来的队伍越来越密集地聚在一起，人群不断地增加，从大街拐进工人文化宫广场，又四散到各处。我们好不容易捱到人山人海的广场，老远就看到文化宫的楼顶挂着巨大的横幅：“齐齐哈尔市革命群众造反大会”。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三

因为是批判市长的大会，全市县团级单位都来参加了。

工人文化宫是齐齐哈尔市最宏伟的建筑群，主席台设在文化宫的大门前，门前有两层楼高的大理石台阶，似缓缓的山坡蔓延下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尊毛主席挥手的塑像，大理石台阶栏杆两旁搭起高台，市长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跪在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两旁依次撅着各委、办、局的头头以及各单位的走资派，向毛主席请罪。我翘起脚尖，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很快发现撅在市长身边的理琨叔叔，又在众人中寻找母亲。糖厂的鬼队排得很偏，差不多挤在最边上。母亲低头站着，身边是冯叔叔的妻子，造纸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朱润池……

这次大会可谓无比壮观，台上台下站满一两千名走资派，毛主席像下挤满十多万群众，广场周围建筑物的窗口都挤满一张张脸，四下的树上垂挂着标语横幅，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红旗，挥舞的旗角拂乱人们的头发。那情，那景，那人奇特地混杂在一起，既像一条高帽和大牌子的长龙，又似一片红旗和语录的海洋。如果没有走资派撅在主席台前，你还以为是在举行盛大的国庆典礼呢!

主持人通过麦克风宣布大会开始了，浑厚的男中音和尖利的女高音在会场上空回荡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

首先，全体高唱《东方红》，然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眺望主席台上的走资派，他们只有撅着的份儿，没人敢祝万寿无疆。接着，造反派上台批判起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了，人群开始山呼海啸，一片片拳头举起来又落下，一阵阵打倒刘少奇等口号过后，才轮到批判市长。那几乎和糖厂批斗会上的内容如出一辙，无非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批判他是刘少奇在齐齐哈尔最大的代理人。有人揪起市长的头发问他是不是?他不回答，必定遭到一通拳打脚踢……我虽年龄小，不懂政治，作为一个人的天良，一看到被迫害的人内心就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悯。我不忍心看下去了，狗屁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的斗争大会就是折磨人的大会，谁信这种鬼话!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想法，也不能说真话。

天热，我的衬衣已经湿透，嗓子快冒烟了。会开个没完没了，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我站得腰酸腿疼，连脚趾头也疼了。于是活动一下手脚，趁人不注意时溜出会场，跑到文化宫后面的体育场里去找水喝。我找到一个水龙头，一气喝个够，突然间想起母亲，得给她也弄点水喝，否则会中暑的。文化宫的大喇叭仍在叫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说明会议还在进行，要是老师问，我可以说上厕所了。我走出体育场，顺手捡起路边的一个空汽水瓶子，返回水龙头冲刷几遍，灌进满满一瓶自来水……

我溜回会场，周围人都晒蔫了，口号声也没有先前那么响亮。

平心而论，台上的造反派们也挺辛苦，大热天上蹿下跳喊哑嗓子不说，一个劲儿挥拳也不是好受的滋味，胳膊起码得酸痛好几天。

谢天谢地，再没人上台批判了。可是却有一辆大客车开到主席台前，他们要干什么?那是辆后面带货架梯子，车顶围一圈低低的铁栏杆的长途汽车，一群红卫兵将市长押上车顶，强迫他跪在铁栏杆里，有人拿出瓶墨汁朝他的脸上泼去。后面的走资派依次走下高台，4人一行列起长队等待出发。我明白了，大会要进行最后一项——全市走资派大游街。人群骚动起来，推推搡搡地闪向两边。一两千个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缓缓地走出会场，林立的高帽形成一道奇特的洪流，声势浩大，煞是壮观。走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卡车驾驶室前支起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紧跟着两辆插着红旗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然后是跪着市长的大客车，最后才是浩浩荡荡的走资派队列。宣传车上撒出雪片般的传单，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发现捡传单的尽是些孩子，竟怀疑他们的目的不纯，是不是想把传单捡回家当擦屁股纸用?要不怎么会捡那么多还没够!各单位的人就地解散，只留下一些红袖章跟在队列旁维持秩序。我随着游街的队伍向繁华区走去，人和车辆稠密起来，迫使走资派们走一阵停一阵，长长的队伍绵延一两里地远的距离。街上的公共汽车、电车一辆衔着一辆靠在路边，其他车辆为了让路不得不绕道通行。大街两边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但很少有人跟着宣传车的大喇叭呼喊口号。在我看来，他们那眼神儿哪里是来受教育的，倒像在免费看走江湖的耍猴一般。

一开始游街的时候秩序井然，没有闲人敢靠近走资派队列。我一直拎着汽水瓶寻找机会，想等看押队伍的红袖章松懈时再给母亲送水喝。我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向第一百货商店，转过联营商店，又掉头朝市委方向走去，那大概是游街的终点站吧?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这支奇怪的队伍如此不可思议——毛主席被造反派押解着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率领着几千个脸上泼墨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又是多么忠诚的部下：市长、局长、厂长、处长、科长。且全被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打成阶下囚，但仍旧愚忠，仍旧跟在他老人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宣传车的大喇叭正说着什么“伟大导师毛主席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胜利啊?几千顶白色的高帽默默地摇来晃去，所有的人都一手扶着高帽，一手扶着大牌子，步履沉重地在历史征途上转着圈子。像一群残兵败将一样垂头丧气，任人摆布，任人侮辱，没有目的，没有希望，满眼迷惘，满腔悲怆，从起点出发又转回到起点……

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我挤在人群里，紧紧跟着游行的队伍后面移动，又跑到队伍前头踮着脚尖观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向后退了几步来到马路牙子上，站在那里看每一张经过的面孔。当大客车驶入城市中心时，人群的密度是那样高，车子不得不缓慢爬行，几乎一个路口一停。大客车顶上跪着的市长早已筋疲力尽，有身后的红卫兵架着他的胳膊才没倒下。我清楚地看到老人脸颊上的汗珠直往下掉，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红卫兵还在往下压他花白的脑袋，不许动弹。我极端愤慨，真想大喊：“不要再折磨老人，放开他吧!”但我本能地意识到，要是胆敢喊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声音，周围的造反派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我。游街的队伍路过市广播局，维持秩序的人连热带累提不起精神了，我趁机跑到母亲身边递过汽水瓶子：

“妈，给你水。”

“你没回去……哪儿来的汽水?”母亲颇觉意外地问。

“我捡的空瓶……你快喝。”

下午的太阳无情地射向灼热的街道，母亲的汗水几乎流尽，嘴唇干裂得发白，她不再说什么，拿起瓶子喝下两口，又望着身边的人停下来。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周围尽是干渴的嘴唇和期待的目光，他们都匆匆地向我投来匆匆地一瞥。我明白了，那是期待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大家都渴望得到一口水润润嗓子。母亲把瓶子递给身边的叔叔，他喝一小口又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同样喝一小口再传给下一个人，我这一小瓶水竟传过20多人。遗憾的是大街旁没有水龙头再灌瓶水，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捡个大点的瓶子，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喝上一小口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队伍走到市委大门口自行解散，糖厂开来一辆大卡车接横幅、旗帜等东西。司机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捎带鬼队中走不动的人回家，母亲将我也抱上车厢。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面对团团包围的高帽和大牌子，夹杂大人之中摇晃颠簸。不知为什么，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之感，我至今还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仿佛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变成牛鬼蛇神，刚刚跟市长游过街……

一年以后，我真的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成为糖厂鬼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第三章 “漏网之鱼”

一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文革”中报纸、电台上常用的语言。

糖厂学校的红卫兵忙于参加市里的造反大会，揪斗更大的“漏网之鱼”，一时顾不上母亲了。这对我们无异于龙卷风滚过的中心，树也静了，风也止了。母亲照常上班劳动改造，下班给孩子做饭洗衣服，暂时获得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学校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有许多活动不能参加，有的是时间躲在家里侍弄母亲没有工夫整理的菜园。

因为父亲的死，我一听到小公鸡打鸣就心惊肉跳。

小公鸡长成大公鸡了，它支棱起鲜红的冠子，高高翘起尾巴，抖着一身色彩斑斓的羽毛，天一放亮就练嗓子，搅得左邻右舍都睡不好觉。大公鸡极不安分，经常率领小母鸡钻过木板障子来我家串门，威风凛凛地在菜地里转来转去。母亲说它们来找虫子吃，小孩子家别惹大公鸡，小心叨手。大概鸡嫌葱叶辣，叨过几口就不再动它，转而毫不客气地叨起白菜叶，啄得一些白菜只剩下光秃秃的帮子。为防止它们祸害菜地，我天天负责往外撵鸡群。一开始大公鸡还有点怯我，听到吆喝声就往木板障子那边逃，每次逃跑都非常仗义，非得等5只小母鸡钻过障子自己再走……

我怕鹅，不怕狗，更不怕鸡。

糖厂大院里有不少人家养狗。我央求母亲给我养一只玩，母亲一直不同意，买一条猎狗要花很多钱，我们买不起，也没有谁肯白送我一只小狗崽。我前趟房的杨明利家养条苏联大猎狗，周身的皮毛如同黄缎子一般漂亮，整天耷拉着大耳朵，伸着红舌头，非常温顺可爱。孩子们一没事就揪它的耳朵，拽它的尾巴，捂它的嘴巴玩耍。狗通人性，别看它对大人不客气，却从不肯招惹小孩。若碰上个淘气鬼把狗闹烦了，它顶多“呜呜”警告一番，看吓不住你掉头就走……只要孩子拿出大饼子给苏联猎狗吃，它马上伸出舌头舔你的手掌，表示又和好如初了。

鹅不是个东西，我吃过亏，你对它怎么好都翻脸不认人，小孩被大鹅拧哭后捂着屁股逃跑的事时常发生。郭春节家养了两只大白鹅，一只白色长毛狮子狗。狗记性好，向来欢迎熟悉的孩子串门，鹅却六亲不认，我一走进他家院里长长的过道，它们便昂起长脖子“哦哦”乱叫，个头快有我高了。我曾拔了两棵小白菜收买大鹅，它们没良心，吃过贡品照样用铁钳一样的嘴巴拧人，撵得我抱头鼠窜，狼狈不堪。那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我哑巴吃黄莲，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谁让我自找倒霉呢!吃一堑长一智，我再去春节家玩一定给鹅捎点“见面礼”——进门就打它们几石子。

没想到大公鸡也软的欺负硬的怕，渐渐地，它只惧大人不怕小孩了。我不能容忍的是它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连撵它都不在乎了。有一次我撵大公鸡时冷不防被它回头叨了一口，疼得我“妈呀”一声甩起手掌，它却钻过木板障子屁事没有!从此我领教了大公鸡的厉害，专撵小母鸡，因为轰走小母鸡它也不会留在菜园里。这样一来二去，惯得大公鸡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明显对我怀着敌意，我一撵小母鸡它就支起脖颈上的羽毛耷拉着翅膀护住它们。我和大公鸡大眼瞪小眼地兜起圈子，心里都知道，双方迟早得进行一场分出高低的决斗。

我恨恨地对它啐了一口：

“别以为我怕你，你不就是只大公鸡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好哇，小孩，那咱们试试看。”大公鸡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反唇相讥。“可惜你还没我长得高呢!”

一天，我放学回来走进院门，和往常一样，又看到5只母鸡在吃白菜叶子，大公鸡守在一旁大模大样地洗着泥土澡。我怒火中烧，冲过去撵得母鸡“嘎嘎”叫着翻翅乱飞，一只小母鸡慌不择路夹在木板障子缝间不能动弹了。大公鸡立即扇着翅膀跳起叨我，凶狠地保护起小母鸡，我双手遮住脸颊朝大公鸡一通乱踢……孩子和鸡刚好打个平手，我踢掉它许多羽毛，它将我手臂啄破一块……幸亏母亲回来才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大公鸡极不情愿地飞过木板障子，仍在那边悻悻地叫着不肯离开小母鸡一步。母亲一见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扒开障子缝放跑母鸡，可恨大公鸡得便宜卖乖，大白天昂首打起嘹亮的鸡啼向我示威。这回我说什么也得报复大公鸡了，况且它没脸没皮经常从木板障子缝中伸过脑袋觊觎菜园。看情况邻居不会杀大公鸡，据说有公鸡“踩蛋”小母鸡下蛋早且多。我想出个歪点子，从鱼竿上解下个鱼钩上好蚯蚓放在障子边，然后撅着屁股隐蔽在大葱地里等它上钩……可大公鸡探头探脑盯着蚯蚓就是不下口，我着急起来，不明白它为什么不上钩?这才发现自己的屁股还撅在外面。我放下屁股淹没在高高的葱叶之中，大公鸡才伸过脖子一口吞下蚯蚓。啊哈，它立即打起嗝来，怎么甩动脖子也吐不出鱼钩了!

第二天，我睡个好觉，早晨起来听到大公鸡仍在不停地打嗝，母亲还奇怪它怎么不打鸣了?搞得她差点起来晚了。我偷着乐，表面上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发现大公鸡整天打蔫，喝醉酒似地连连摇晃脑袋，以为它患鸡瘟了，赶快挖个坑将它埋掉，以免传染就要下蛋的小母鸡。我铲除掉仇敌，竟有些忐忑不安了，生活中听不到习惯的雄鸡啼声，又似乎缺少点什么……邻居家的小母鸡也没公鸡胆大，偶尔钻过木板障子串门，一见到我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我心里有鬼，再不撵它们了。

二

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发展，其势不可阻挡，糖厂的运动搞得十分惨烈。紧跟着我的父亲又有4名牛鬼蛇神走上绝路：一个被打死，一个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一个逃跑失踪。

第二个含冤而死的是糖厂甜菜站的农务员纪宝山。糖厂在安达、龙江、泰来、克山等外县驻有6个甜菜管理站，负责有计划地种植和收购甜菜。每到10月份，站里便派人下乡到农民中间宣传切削、埋堆等方法，然后统一收购进厂。切削工作主要是去掉甜菜的尾根、须子和青顶……文革期间收购上来的甜菜切削质量较差，很不利于加工，被工人们戏称为“万国旗”……造反派硬说纪宝山验收甜菜时贪污受贿，因此导致质量问题，蓄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变着花样施尽酷刑，用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的车轱辘战对纪宝山进行大会批斗，“小会帮助”，最后竟把他活活打死了!

第三个自杀身亡的是糖厂子弟学校的校长刘文利，他瘦瘦的身材，矮个子，住我们隔壁那趟房向西数第二家。刘校长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大管学生的事，主要由副校长赵关键抓教学工作，学生们都喜欢脾气温和的刘校长，怕严厉的赵副校长。刘校长一吃完晚饭就和爱人出去散步，两个人走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他的爱人赵阿姨特别胖大，身躯能装下我们3个校长。赵阿姨特别能吃，一顿饭吃几个大饼子还不够，每月供应的粮食都吃不到月底，母亲常拿出些粮票接济他家。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刚刚揪出刘校长没几天，他就在家里用剃须刀片割断大腿动脉自杀了。可怜他留下一个寡妇和4个孩子，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苦难岁月的。

另一个自杀未遂的是王厂长，就是母亲在大会上揭发的那个嫁祸于父亲的人。当天晚上他被揪出来后，立即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母亲说，糖厂一向分成矛盾尖锐的两大派，一派是师爷师叔师兄师弟的“老糖家”人，另一派是外来干部和装卸队的老工人。我体会到毛泽东有一点说得不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左、中、右。”按照这种理论区分厂里人差不多都分成3派——造反派是左派，保皇派是右派，逍遥派是中间派。王厂长是“老糖家”人的代表，倒霉就在于他的根基深厚，保皇派想保他，造反派要打倒他，王厂长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保皇派看保不住他又立即反戈一击，两派都掀起批判王厂长的新高潮，你刚斗完我来揪，我刚斗完你来揪，竞相表示革命造反的彻底性。

王厂长实在受不了走马灯般的批斗，回到家里吞下一大瓶安眠药。头天晚上，家里人以为他太疲乏了，都想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没敢惊动他。第二天早晨爱人喊他吃早饭，发现丈夫的嘴角流出白沫儿，这才将人送进医院紧急抢救。此时王厂长的脉搏已十分微弱，医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割开他脚心的血管输液……据医生说，幸亏王厂长命大，再晚送来一步人早没命了!

关于那个逃跑失踪的人，我只知道他姓梁，是个仓库保管员。

王厂长自杀未遂后，造反派又掀起一轮新的揪斗狂潮，凡历史不清白和出身不好的人统统排队过筛子。梁师傅年轻时在老家当过国民党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解放战士。本来这段经历算不了什么，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都吸收大批俘虏加强部队，打击敌人。造反派找梁师傅谈过一次话，要他交代当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梁师傅看到接连自杀3个走资派，几乎吓破了胆，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离家出走了。梁师傅的逃跑引起造反派的高度警觉，认为他很可能是条漏网的“大鱼”，立即兴师动众四下搜捕。可几个月过去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得草草把他定为国民党特务开除厂藉。可悲的是梁师傅一走了之落个清静，却苦了留在家里的老婆和孩子。

梁师傅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两个孩子小，厂里一停发工资，一家人立即断绝经济来源。妻子听说丈夫失踪的消息，泪流成河，她也曾想到过死，为孩子还是咬牙活了下去，每月只靠在家属服务站挣20元钱糊口度日。又过两年，妻子的泪水都流干了也没有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家里吃过上顿没下顿，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幸亏有一个丧妻的老工人经常帮助她一家人，万般无奈，梁师傅的妻子嫁给了老工人。两家的孩子合在一起，一家人姓三四个姓，连换户口本时都得跟人家解释半天……

27年后，梁师傅竟奇迹般活着回来了!

原来，梁师傅逃到黑龙江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装成闯关东的盲流，隐名埋姓给人家放羊混口饭吃。为了保护自己，梁师傅很少说话，以至人家都以为他是哑巴。那地方荒无人烟，很少有人知道山外的消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梁师傅年纪大了，非常思念老婆孩子，他想再看一眼家里的亲人，死也能闭上眼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师傅几经辗转返回糖厂，一直怕被造反派发现见人就躲，迟疑着不敢走进厂区。饿了，偷点青菜吃，渴了，喝口泡子里的水……他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旁，恰巧被一个下班路过的工人救起来……但梁师傅无家可归了，这么多年过去，妻子早已嫁人，孩子也不认识父亲。现在反而由于他的出现妻子突然又有两个丈夫，糊里糊涂地犯了重婚罪，让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于是两家的孩子便有两个父亲，母亲要同时照顾两个丈夫，她27年前没流完的泪水27年后又接着流了，一天到晚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这样的既成事实又怎能不令人心酸，不单是妻子和两个丈夫，连两家的孩子都极其痛苦地哭作一团。两家人好不容易凑成一家，20多年的患难与共，大人孩子都难舍难分。怎么办?怎么办?梁师傅感激妻子现在的丈夫给他养大两个孩子，让他们仍管继父叫爸爸，自己则忍痛“让贤”过起寂寞的日子。

白土地人听说之后，无不潸然泪下。糖厂的领导班子迅速补发梁师傅的工资，又分给他一间房子帮他安家落户。但是，梁师傅终因积劳成疾，没过两年就郁郁去世，临死也没有再开口说过一句话……

三

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

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反戈一击”者，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但大部分保皇派还是很得走资派的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遇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干咋呼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推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点轻活，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

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每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点活。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壮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6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西红柿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我怕啥，一个没文化的老娘们儿，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她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4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旁若无人地唠一会嗑儿，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乐呵呵地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和你唠嗑儿，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要是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像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手忙脚乱地喂饱它们，之后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马不停蹄地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拉着4个氧气瓶子一来一回走20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人像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郭婶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点活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她张开了双臂，两手往衣襟上一拍。“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痘子，邻居怕传染“米身子”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麻利地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子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若吃了“米身子”肉，20年后人的身上也会长出猪痘来，从此我再也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不管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身子”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长出猪痘痘来!

四

吸引我去春节家玩的因素，还有那条卷毛狮子狗娃哩。

娃哩是条出身名贵的雌性狗，大脑袋、小短腿，玻璃球似的眼睛瞪得溜圆，一身白色的长卷毛连眼睛都遮住了。我真替娃哩委屈，明明是只地道的中国狗，为什么非给它起个外国名字?那年月人人都讲阶级出身，却忽视了狗的阶级出身，都认为它是只毫不起眼的赖皮狗。娃哩愿意讨好每一个人，可事与愿违，不管谁碰着都讨厌地踢它一脚，春节的家人也从不当回事。说句公道话，其实这一切都因为没人打扮娃哩造成的。主人家穷，娃哩只能吃点残羹剩饭，吃不饱便出去觅食，成天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身上的长毛脏乎乎的拧成疙瘩，所以样子非常丑陋。

娃哩特别懂事，每次见到我都摇尾巴撒欢，吃了我带给它的大饼子必定举起两只前腿作揖，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掌。然后陪我出去玩一圈，再一直把我送回家门口，等母亲赏它点剩饭吃，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去……

娃哩的爱情很不幸，大狼狗和苏联猎狗都和主人一样不屑理睬它，搞得娃哩很自卑，无奈之下恋上一只农村的大笨狗，可就在新婚燕尔之际丈夫即以身殉情了。

有一天傍晚，我去春节家玩，走到他家那趟房头，正碰上娃哩和那只野狗交配，一群淘气的孩子跑过来齐声喊打，捡起大砖头一顿乱砸。可怜交配中的爱侣因生殖器连在一起无法躲避追打，越是害怕就越脱不开身。小牛犊般的大笨狗急了，拖着娃哩向铁丝网外跑去，竟慌不择路逃进死胡同。前有铁丝网挡路，后有追兵，这下孩子们可真是“关起门来打狗”了，雨点般的石头劈头盖脸落下来，打得两条狗“嗷嗷”惨叫。我大声喊道：

“你们住手，要打死娃哩的!”

“去去，”一个大孩子一把推开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别打啦……娃哩快跑!”

哪里逃跑得了，娃哩仍和大笨狗紧紧连在一起。没人理睬我的呼吁，因为大笨狗是条没主的野狗，打死它可以拖回家吃肉，大家都打红了眼，谁也不肯手下留情。我怕打坏娃哩，又情知自己制止不住疯狂的孩子们，愤愤地跑向春节家报信，一边跑一边回头挥动拳头：

“你们等着，我叫郭圈子去!”

事也凑巧，偏偏春节没在家，只有郭婶跟我跑回来，她一见孩子们就骂道：

“我操你祖宗的，小王八羔子，滚开……它们还没完事呢!”

大笨狗被石头砸得脑浆迸裂，鲜血横流，奄奄一息，娃哩也被打得半死，伤痕累累。孩子们眼见煮熟的鸭子又要飞出锅里，不顾大人的斥骂仍旧砸狗。郭婶抡起巴掌朝下打去，连打带吼地驱赶孩子们：

“你奶奶个孙子，叫你们打狗……它们好好的，着你们惹你们啦!”

这工夫春节和彬子赶来，抱着砖头砸向恶作剧的孩子，众孩子这才觉得大事不好抱着脑袋纷纷逃之夭夭。春节抱起娃哩用脸蛋贴着它的脑袋，心疼得流下泪水，郭婶却乐得合不拢嘴巴，拍着儿子的脑袋说：

“哭个屁，儿子，这样倒更好，省得我忙活啦，乐才对!

“为什么?”春节问。

“你爸这回可有下酒菜啦!”

大笨狗死了，第二天变成春节家饭桌上的午餐，一家人美美地享用一顿辣椒炖狗肉。我报信立了大功，作为奖赏得到狗腿上的一大块瘦肉，谁又能架住肉的诱惑呢，从此只要有肉吃我谁家的饭菜都来者不拒。我撕啃着狗肉，一口不罢一口地狼吞虎咽，长这么大头一次知道狗肉是蒜瓣状的，味道比猪肉还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辣椒放得太多，辣得我嘴唇发麻，“嘶嘶哈哈”摇头晃脑，我想我这会儿的模样一定跟吞下鱼钩的那只大公鸡差不多少……

我走出屋门来到狗窝前，见娃哩头藏在怀里蜷缩成一团，浑身都在颤抖，它还久久不能控制自己。我把啃光的骨头扔过去，心想它一定会像以前那样欣喜若狂地吞下食物。娃哩只是抬起脑袋颤动着湿润的鼻头闻闻骨头，又郁郁地缩回去，将脑袋趴在前爪上不动了。我以为它跟我闹着玩，捡起骨头扒开嘴巴硬往里塞。娃哩还是痛苦地呜咽着不肯吃，它抬起玻璃球般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目光在说：“对不起，我吃不下去……”它的眼角里涌出一种亮晶晶的东西，越涌越大，不断地滚落在我的脚面上，我低头一看，竟是泪珠!

我顿感无比震惊，畜生也思念它的配偶，也伤心流泪!

仅仅那么一次不幸的同房，娃哩就怀孕了。

第四章 走向荒野

一

8月中旬，报纸上刊登出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齐齐哈尔的学生闻风而动，展开革命大串联。糖厂初中的学生，3个一帮、5个一伙成立起什么“红万代”、“千钧棒”、“鬼见愁”战斗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新长征了。有胆大的同学一到北京就收不住脚，趁机逛遍祖国的天南地北，名山大川。偶尔回来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眉飞色舞，精彩纷呈。什么免费乘车，免费乘船，免费住宿，免费吃饭……总而言之不管到什么地方，当地政府一律包你吃好睡好玩好。这令所有没机会出去的低年级孩子羡慕不已，我当然毫不例外。家里管得严的孩子一般都不敢出去，怕大串联的路上出意外，只得留在家里做逍遥派。串出经验的孩子则继续骑马挎枪走天下，进行真正的免费旅游。逛完北京去上海，逛过上海奔广州，最后一站大抵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标志着他或她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没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游逛了。

高年级的学生每次回来都拿出一大沓子照片，向我们这些没串联过的孩子炫耀去过的地方，以此证明他们每到一处串联的革命业绩：打倒过多少牛鬼蛇神，冲击过多少党政机构，砸烂过多少历史文物……常常是出去没带一分钱，归来还带回一大笔补助费，简直成了串联暴发户!我恨不能也出去一试身手，可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谁也不许我加入他们的战斗队。我心里不服气，坐火车算什么新长征，有本事像北京的红卫兵那样走着去韶山呀!听说市里的学校组织过长征队，出发前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长征的红卫兵信誓旦旦一定要徒步走过千山万水，将韶山的革命火种带回齐齐哈尔，把长征的接力赛永远传递下去。可他们出发后没走到大庆就灰溜溜地解散了，为什么?长征队在荒野里遇到一只狼，谁也不敢再拿性命冒险了。

“哼，那么多人碰到一只狼就吓退了，真上战场冲锋打仗，枪声一响还不吓尿裤子。要是允许我长征，绝对一往无前!”我安慰自己道，心里平衡许多，随即将烦恼置之脑后。马上又有点不平衡的是，和姐姐要好的几个同学成立一个“花枝俏”战斗队，吸收姐姐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姐姐幸福地向母亲要了10元钱作路费，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北京革命大串联了。

对我来说，去北京绝对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糖厂“文革”的主力、化工学校的实习生，也加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糖厂的造反派仿佛一下子失去主心骨，掀不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转播起实况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喊声充斥于天地之间。

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不用打扫教室卫生了。造反派唯恐学校的鬼队闲着，将他们并入厂里的鬼队一起劳动改造。要说糖厂“文革”真有什么胜利成果，我看百分之百是体现家属区的卫生环境改观上。近几个月来，清洁工也戴上红袖章造反了，大批特批起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大院里再没有人愿为资产阶级打扫卫生，清除粪便。问题是无产阶级也得吃喝拉撒睡，也要不断制造垃圾，家属区有几十趟平房，每天倒出多少垃圾，谁又能分清那些废物究竟姓“资”还是姓“无”?狭窄的街道垃圾成山，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下过雨后全是黏糊糊的泥浆，骚臭难闻，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上下班都像逃离垃圾场似的一溜小跑。公共厕所就更没法儿进了，茅坑边遍布粪便，过道上尿水成河，肥大的白蛆爬满墙壁，苍蝇成群飞舞，令人无处下脚。那也不能不上厕所呀，人憋极了，只得捂着鼻子硬着头皮方便，你必须得十二分留神儿，时刻提防墙壁上的白蛆掉在自己的脑袋上……

造反派头头们头疼了，调来鬼队顶替造反的清洁工。走资派们推着铁架子手推车，扛起扫帚打扫起家属区的环境卫生。我的母亲是糖厂鬼队里唯一的女鬼，理所当然地负责起女厕卫生，男鬼们则负责清除垃圾，平整街道。他们上午扫过来，下午扫过去，一早一晚从不耽误。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泥泞的街道铺上一层炉渣，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两旁还挖起排水沟。厕所里也焕然一新，屎尿被铲除干净，过道铺上一层石灰，蛆和苍蝇都被石灰杀死，臭气也荡然无存了。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副校长赵关键，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生活一向持“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过去当校长时，总是戴着副金丝眼镜，发型梳理得一丝不乱，裤线笔挺，皮鞋擦得能晃出人影。现在却斯文扫地，金丝眼镜换作黑框眼镜，怕别人认出来似地匆匆走过。你看他穿双高筒雨靴，挽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袖口，拉着粪车逐个厕所掏粪池子，干什么事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说“臭老九”拈轻怕重，我看着实有点冤枉。

赵关键几近完美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个有良心的人效仿。他扛起掏粪勺，每走到一处厕所便清清嗓子朝里面轻声喊道：“厕所里有人吗，我要掏粪啦!”若是女厕所有人，里面必定咳嗽一声示意有人。男厕所里面有人，则不耐烦地答应一声：“急个鸟!”此时赵关键决不敢贸然动手，定诚惶诚恐守在外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吸起来恭候。碰上女的不耐烦时骂他一句“流氓”，出来后红着脸吃吃地笑着，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赵关键则害羞似地背过身子，深深地低下自己的头大气都不敢喘。因为高度近视，他怕自己没看清楚，里面的男男女女提上裤子走人以后，他还要接上一支烟等待一会儿，确信没有动静再行工作。唯恐掏粪时不小心让粪便迸溅到哪个造反派尊贵的屁股上，说他故意进行阶级报复，那可是罪上加罪。碰上个好事的人，提着裤子走出厕所问他一句：

“赵关键，现在关键是什么?”

赵关键肯定一付卑顺的样子回答：

“关键是态度老实!”

不单单赵关键，所有的走资派对劳动改造都显示出极度的虔诚，都认为自己有罪，想通过汗水洗刷罪过，由鬼变人，重见天日。即使是党委书记冯叔叔也幼稚得可笑，看上去他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严寒冻成冰坨，仍保持乐观，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冯叔叔坚持认为“文革”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情，相信明天早晨一觉醒来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他经常悄悄地鼓励周围的牛鬼蛇神：“再挺一阵子吧，等待不会久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必定拉清单’。”后两句是冯叔叔从电影《小兵张嘎》中借用的台词，意味特别深长。尽管说不上是自欺欺人，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他们还不懂得当时正在形成的历史，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整整10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熬到出头之日。

岁月蹉跎，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宝贵的10年，这笔帐又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二

母亲打扫厕所归来，我吸着鼻孔说：

“妈，真臭!”

“你这孩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倒嫌起妈来……”母亲一边洗手，一边笑嗔道。“出去换换空气，玩会儿再回来吃饭。”

其实我是变着法儿想出去玩，没等她的话音落下，早一蹦一跳地跑出院门。

我想，那时候孩子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能随心所欲地大玩特玩。以一个不懂事孩子的眼光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好极了，真是彻底砸烂了旧十七年教育路线，再不让我们有学习的压力，一到考试前就紧张得废寝忘食，考来考去人都考煳了。假如母亲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有人怂恿我造反，我也会革老师命的，凭什么整天填鸭式地灌输我们知识?没文化的工人农民多着呢，不一样有活干、有饭吃么?不上课光疯玩多好。要是民主举手表决停不停课闹革命，我肯定举双手赞成：“停吧停吧快停吧，我打心眼里不愿背着双手，目不斜视的一坐就是一天，纯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该砸烂!”我不敢跟母亲表露这种“活思想”，这些想法和其他的想法一样都被深深地藏在心底，否则她肯定会板起面孔批评我的。

天气很热的时候，院子里根本没法儿待，树阴里也热得难受，那里整个下午晒着太阳，像着了火。傍晚时分仍旧闷热，热风穿过胡同并没有带来凉意，只有临街的一边还能让人觉得舒服，坐在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明利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一定是他的父亲打猎归来了。我转过房头，来到明利家的院门前，收住脚步踟躇着进还是不进?

那只大耳朵的苏联猎狗趴在院子里，正用前爪抱着水禽的内脏大口小口地吃着美餐，顾不上再理我这个小朋友了。“狼心狗肺，有好吃的就不理人家，我给你东西吃的时候怎么不这样!”

我数落着苏联猎狗，猜想杨叔叔这次打的是什么野味，是大雁?还是野鸭?真想进去看一眼他的双筒猎枪，顺便捡几根水禽的羽毛留着扎毽子用。杨叔叔平常绝对不许孩子动枪，总是将枪装入枪套挂在墙上，仿佛孩子一动猎枪就会自动走火似的。我要看枪，必须趁大人不在家时给明利进贡几张“啪唧”，他才神秘兮兮地打开枪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这时候杨叔叔正在擦着猎枪休息，身边还摆着不少黄铜空子弹壳。我进去帮点小忙，比如擦擦空子弹壳什么的，杨叔叔就会笑眯眯地对我夸奖起苏联猎狗如何懂事，一旦枪响，它就能叼回掉进苇丛的野禽……往往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仔细看着猎枪，一边嗅着从外屋大锅里飘来的香味儿，一边附和着杨叔叔。而此时明利的母亲一定正往一个大盆里盛肉，她就要端进屋里招呼一大家人开饭了。

白土地人有个惯例，从不拒绝孩子串门，赶上吃饭，必定给孩子们分点好吃的东西尝尝。有极个别的小气鬼吃点好东西捂着盖着见不得人，一到吃饭时就往外撵串门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家的人缘就臭不可闻，东邻西舍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敬而远之，或断绝来往……一大盆煮熟的野味端上炕桌，杨叔叔会分给每一个来“串门”的孩子一大块野味尝尝鲜，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准能得到一只野禽的大腿吃。一来二去明利洞察我的企图撵我走了，我答应着要走，也不能不走了，脚却不肯挪动一步，除非我再进贡几个玻璃球，明利这才作罢……我现在可不能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串门了，母亲警告过我：“咱人穷志不短，你要是再敢去等东西吃，我就揍你!”

站在太阳底下太热，我的鼻尖已布满汗珠，但我实在舍不得走开，又绕到明利家的后窗下蹲在墙根下乘起凉来，其实你坐着不动天气热得也不算厉害。我家的外屋门大敞着，母亲正在做晚饭，我虽饥肠辘辘却对炒小白菜没有胃口。话说回来，吃不到肉闻闻香味儿总可以吧，那母亲你就管不着我了。我的眼睛盯着向日葵之间拉起的一张蜘蛛网上，一只苍蝇刚好一头撞进蛛丝里，蛛网一震动，隐藏在网中心的一个大蜘蛛便急急地跳到苍蝇跟前，用两只前腿抓住苍蝇，放在眼前准备进晚餐……我抽动鼻孔吸着香味，不由涌起一阵渴望之情，狠狠地咽下流出嘴角的涎水，心里怨恨起父亲：“他还当兵的出身呢，为什么不买杆猎枪打猎……光喜欢喝酒吹大牛，死的活该!”

“于瘦子——”

明利手上拿着个大雁腿从后窗口探出身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满嘴油光光地喊道。

我仰脖朝上望着大雁腿，没吭气。

“于瘦子。”他心情很好，又喊了一遍。

“干什么?”我没好气地站起身，像条鱼从水里跳出似的，吓他一大跳。

“你在这儿，”他说，“我和郭圈子、猫眼说好，明天去养鱼池钓鱼，去不去?”

我什么都没听到，眼睛死死盯住他手中的野味，鼻孔还在鼓动。

他可能吃腻了，顺手将雁腿塞向我的嘴巴，神情极为得意，我张开大嘴一下撕掉少半条腿。明利心疼地收回雁腿，埋怨我嘴太黑，不敢再让我尝第二口了。我对自己的没出息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地笑笑，笑得足以让他想哭。但我已经心满意足，足足喷喷香了一个晚上。

三

我走出白土地，走向荒野了。

母亲允许我和小伙伴们去钓鱼了，以免她打扫厕所碰上我和孩子们玩时尴尬。

在距白土地西南5里路的地方，有一条头道大坝截断的江汊子，两岸长满密集的菖蒲、水葱与水草。在大坝的西面，形成一个十几亩水面的泡子，像条横卧在稻田地旁的大鲤鱼。有家企业投放出鱼苗，把它开发成天然的养鱼池。在大坝的东面，是一片曲曲弯弯的绵延七八里的芦苇荡，直至糖厂大院前的西下洼才是尽头。芦苇荡里盛产老头鱼，比西下洼的老头鱼大多了，西下洼钓上来一条至多一两重，这儿钓上一条就有半斤重。我经常扛着鱼竿，拎着蚯蚓罐，和彬子、春节等小伙伴穿过爱国菜社的菜地，到大坝东面的芦苇荡里钓老头鱼。其实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来芦苇荡钓老头鱼，暗里想到养鱼池偷钓鲫鱼。

我们的鱼具非常原始，连根普通的竹竿都买不起。鱼竿是用柳棍绑上根扫帚条子做成的，鱼漂是个一指长的高粱秆，鱼坠是颗小小的螺丝。可想而知这样的鱼竿有多好笑，甩到空中挟起一阵呼呼作响的风，比赶车老板挥舞的长鞭子还要笨重。只有鱼钩没法儿自制，是去市里的鱼具商店买回来的。我别出心裁找出几根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弯成鱼钩，但没法做出倒枪刺，好不容易钓上条鱼儿没等拽出水面就脱钩了，让你白白欢喜一场。我不喜欢钓老头鱼，它从不逗钩，发现鱼饵就一口吞下拽沉鱼漂，傻瓜都能轻易地把老头鱼提到空中，看它在鱼竿下挣扎，还得撕开它的大肚皮取出宝贵的鱼钩。钓鲫鱼没那么容易，你必须时时刻刻举着鱼竿，眼睛盯住碧波里上下蹿动的鱼漂，焦急地等待逗钩的鲫鱼含住鱼钩。然后猛地一拉鱼线，用左胳膊肘夹住鱼竿，把右手伸进水里抓住那条扭动着身子的鱼儿，摘下它嘴里的鱼钩……

整整一上午，我们都不耐烦地看着太阳，嘴巴里嚼着酸模浆，盼望它快点爬上中天。一到晌午头，那个看养鱼池的人都会喝点酒钻进马架子睡一觉，我们就可以越过大坝偷钓鲫鱼了。我放下鱼竿，躺在绿草如茵的坝坡上，头枕着双手，心里洋溢着幽静的喜悦，仰面朝天晒起太阳。身旁的花草散发着浸人心肺的馨香，天空中飘荡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根柔软纤细的蛛丝被风吹得左右摆动，从地上飞快地向白云边上荡去。只要孩子想什么，云彩就会变幻出他想的坦克、军舰、飞机、骆驼、山峰……应有尽有。

有一只蚂蚱跳在脸颊上，爬得人痒痒的，我翻身抖掉蚂蚱，眯缝起眼睛眺望芦苇荡。东北人素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形容北大荒的美丽和富饶。我从没见过狍子，倒经常能看见芦苇丛里有小野鸭出没，三三两两游到开阔的水面戏弄鱼漂，发出“呷呷——”的叫声。芦苇深处，母鸭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相互传递着感情。时而，小野鸭们会尾巴朝天倒竖起身体，脑袋扎在水中寻觅小鱼，荡起一圈圈扩展的水纹。小伙伴们扒下衣服光着屁股钻进芦苇荡追逐小野鸭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鱼竿。他们都比我水性好，我只会点干扑腾不动地方的“狗刨”，怕乱草缠住手脚，不敢跟他们一起去追野鸭子玩。

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水面上“哗啦”扬起一股波浪，一根鱼竿被大鱼拽离岸边，摇摇摆摆地穿过水面的枯叶向深处冲去。我慌忙爬起来去够那根鱼竿，没想到水底的大鱼力气不小，一下子将我拖下岸去，连鞋带衣服都湿透了。我懊恼地想：“要是逮到这家伙，非摔它个稀巴烂不可!”我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双手把住鱼竿往岸上拉去，大鱼竟跟我玩起“拔河”的游戏，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游动。它“呼隆”一声蹿出水面，吓了我一跳，天啊，这哪里是鱼，分明是一只硕大的老鼠!我大叫起来：

“来人啊!你们快回来……来人啊!”

彬子怀里抱着什么钻出苇丛，一只手划着水游来。春节和明利也随后钻出，沾满水藻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边游一边问：

“怎么啦……于瘦子，大惊小怪?”

“快来看呀，我钓着个怪物。”

彬子没逮着小野鸭，却意外地发现一个鸟窝，抱回来4个野鸭蛋。他问：

“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快来呀。”

那只大老鼠又跳出水面，落下去溅起一片白花花水浪。大家跟着欢呼：

“水耗子——别松手，于瘦子!”

“快点，”我被拖进深水里，一只手仍死死攥住鱼竿不放，两只脚登动着浮上水面，呼哧呼哧吐着水花喊。“我不……行啦!”

3人迅速游到我的跟前，高高地从水里弓起脊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又掐住大老鼠钻出水面，顺手将它扔到岸上摔死了。我们逮的水耗子像个半大的兔子，老鼠脑袋，尖利的牙齿，深灰色的皮毛油光锃亮，你随便用手一捋，皮毛上的水珠都随之滚落得干干净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只皮毛十分珍贵的野生水獭——一条老头鱼吞下鱼钩，水獭吞下老头鱼，不幸叫几个不识货的孩子逮住了。

中午，彬子和春节到附近的地里偷来些土豆，让我搜集柴草点燃篝火。我来回在树丛里收罗好一阵子才弄到一抱枯枝杂草，回来后放在坝下避风的地方，有点发愁了，我不抽烟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彬子一笑，像野外生活的行家似地拿出个放大镜，又掏出一张“啪唧”打开放在干草堆下，趴在一边对着太阳聚起光。放大镜下射出一道耀眼的强光，慢慢在纸上聚成焦点冒起烟来。春节鼓起腮帮吹出几口气，青烟变成神奇的蓝色火苗，干草堆燃烧起来，火焰不断拔高，火星子乱蹿。

“真是好样的，快放土豆!”我由衷地赞叹。

“这算什么，”彬子往篝火里填着干树枝，不屑地说。“等领你去大江蹲宿儿，那才叫过瘾呢。”

东北人说的蹲宿儿就是钓夜鱼。去年暑假，我趁父亲出差的时候偷着和明利去江边摸蛤蜊，碰上春节和小伙伴们在朝鲜族人抽水灌稻田的水泵站旁蹲宿儿。春节鼓动我们留下来，说白天用甩线净钓带鳞鱼，晚上下撅达钩能钓到大鲶鱼。我鼓足勇气留了下来，没想到母亲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吃晚饭，找到明利家打听到我的下落，央求他的父亲找我来了。杨叔叔背着猎枪带着苏联猎狗打着手电筒找到水泵站，将我强行押解回家，搞得我非常没面子。伙伴们都讥笑我是妈妈的宝贝，一点都没有男子汉的野性!

“你都变成野孩子啦，”母亲也不原谅我，生气地训斥道。“连家都不回，太不像话!”

“人家的孩子怎么有自由，偏偏我娇气，”我反驳道，“不要你管。”

“你爸爸不在家就反啦!”

“你今天把我逮回来……明天还去。”

母亲打我了，巴掌落在头上一点不疼，我笑着不改口气：

“我就反啦……”

“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你还敢去大江……”母亲用手拧起我的屁股，“敢反。”

“妈……我的屁股……”我咧开嘴巴由笑转哭，“你真拧呀?”

“你听不听话?”

“听、听，饶了我吧……我不敢去啦!”

一想起屁股蛋子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我就有点胆突突的，任伙伴们诱惑也不敢去蹲宿儿。可是我的内心非常神往那滚滚滔滔的嫩江，我又长大一岁了，希望母亲能还我点野性，同意去蹲宿儿……彬子烤土豆很内行，等火堆烧成暗红色的灰烬才把土豆埋进灰堆里，烧出的土豆既香又没煳味。吃过野餐，他们派我去侦察“敌情”，看看鱼人进马架子睡觉没有?我翻过大坝仔细观察一圈，想必看鱼人已喝多睡过去，偌大的养鱼池阒无人影，连青蛙都头痛烈日的曝晒，悄无声息。我把两手握在一起做成螺号，嘴巴含住大拇指间的缝隙，吹出“呜啊呜啊”的螺号声通知大家可以行动了。春节仍不放心，他决定借游泳做掩护声东击西，留彬子一个人躲在蒲草丛中的“鱼窝子”偷钓鲫鱼。

我们抱着衣服移师养鱼池，光着屁股跳进“锅底坑”游泳，转移看鱼人的视线。

四

一提起“锅底坑”，我心中就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哦，锅底坑，我终生梦绕情牵的地方，童年时代的乐园!

那是鲤鱼状泡子尾部一个水湾，有40多米宽，池水深邃清澈，人走下去几步就没及头顶。明镜般的水面闪烁着粼粼波光，水草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淡绿。一堆堆黑色小蝌蚪摆动着扁平的尾巴嬉戏着，水蜘蛛不停地打旋，小虾活泼地跳跃着划出一道道水纹。有条大黑鱼箭一样射过来追逐小鱼小虾，头顶的水面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我一步步试探着下到锅底坑里游泳，小鱼苗围拢过来啃咬起我的小腿，搞得腿肚子痒酥酥的。我想抓一条小鱼看看，谁知刚一伸出手指它们就掀起一片涟漪跑得无影无踪。春节和明利轻松地渡着锅底坑，深色的绿波在他们身后合拢后又分成两道水波扩散开去。我游一个来回就气喘吁吁了，他们嫌我太笨，留下我看衣服望风，用手掌愉快地击打着水面，脊背有节奏的一起一伏，游向泡子中间采青菱角吃去了。

我望望对岸，发现一个骑自行车、戴军帽的人驶向马架子，看他胳膊上的红袖章是个造反派。不经意地想：“反正看鱼人睡得好死……‘军帽’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一段!”我麻痹大意地跑到“鱼窝子”，双手撑着膝盖半弯着身子看彬子钓鱼。

“鱼窝子”是钓鱼人在蒲草丛中开出的一小块水面，这样便可从容甩钩而不挂线。养鱼池里甩的是胖头鱼、鲫鱼和鲤鱼苗，大脑袋的胖头鱼生长得非常快，一年就长两三斤重，但它们不咬钩，只吃水底的菖蒲根和芦苇根。孩子们对养鱼池里的胖头鱼不感兴趣，专爱钓鲫鱼。彬子无愧于钓鱼高手，他一手举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鱼漂，一手捏着块大饼子攥成的面食，连连将银光闪闪的鲫鱼甩上岸来，不一会儿脚下的鱼网兜就快装满了。养鱼池里的鲫鱼特别傻，彬子两条一对地往上拽鱼，它们还优哉游哉地翻上水面逗弄鱼漂。猛然间，彬子的鱼漂扎进水面又浮上来，急速向水草深处驶去。他回手一拽鱼竿，鱼线绷紧了，竿梢几乎拉成弓形，拉力越来越大，一条大鱼随之浮出水面，扇翅亮尾地击起一圈波浪。

“大个的!”我欢呼起来。

“哦，还可以，好大的劲儿……手都麻了!”

彬子神气活现的沉默不响了，他怕大鱼脱钩，任那条大鱼在水里游动着，搅起一片白沫，时而放出鱼线跟着鱼走，时而举起鱼竿向后退去。连春节在泡子中心喊我们都没在意。

“快跑，于瘦子，猫眼……他抓你们来了!”明利也用手比划着喊道，“就是那个军帽!”

我抬头一看，那个骑自行车来的军帽正猫着腰奔向我们，叫道：

“猫眼，快跑呀!”

彬子用力一拽鱼线，大鱼脱钩了，他拿起网兜扛着鱼竿迅速逃去。军帽大声吆喝两个孩子站住，跟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和彬子仓皇地翻过大坝，猫腰钻进一片茂密的苞米地里隐藏起来，那军帽爬上大坝就不再追赶了。我们瘫倒在垄沟里，四仰八叉地喘息着，并不担心春节和明利此时的处境，养鱼池大，他们完全可以从安全的地方上岸溜之大吉。一个大马蚊子叮在我的脊背上，我伸手打去，突然想到糟糕透顶，我们都还光着屁股哪……这下我可闭了气，差点没昏厥过去，由于我的失职着急逃跑，衣服竟成军帽的战利品，大家谁也回不了家啦!我坐起来，嗑嗑巴巴说：

“衣服……我们的……衣服……”

“衣服……你弄哪去了。”彬子也光穿条小裤衩，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没抱过来?”

“没……对不起……我忘了。”我浑身发软，急得几乎流出眼泪。

“对不起就完啦，你真没用，连衣服都看不住……”彬子气呼呼跳起来，大声嚷道。“还对不起什么，找去!”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尴尬地提醒他道。

“穿我的。”

彬子这才似有所悟，脱下裤衩递过来，他自己也变成光屁股猴，只能蹲在草丛里等待我归来了!

第五章 就地闹革命

一

我犯下弥天大罪，无话可说，穿上彬子的裤衩，硬着头皮去找衣服。我懂得错误的严重性，大家真的光着屁股走回家去，一顿臭揍也在所难免。

翻过大坝时，我发现草丛里的那只水耗子，漫不经心地拎起来，磨磨蹭蹭奔向“锅底坑”。太阳躲进云层里，暗影迅速地扩大，整个养鱼池都遮掩住了。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衣服不见了，再难也得迈出第一步，为了大家和我自己必须找回衣服。“我现在不去想它。”我对自己说，脊背上一阵阵发凉，同时加快了脚步。我鼓足勇气转向对岸，绕过一道小桥，沿着一片苞米地接近马架子，看鱼人的窝棚就坐落在泡子边的几棵大榆树下。我拨开茂密的苞米叶，琢磨着怎么跟看鱼人说能要回衣服……离马架子越近心就跳得越发厉害，脸上的汗直流，人一紧张就想撒尿。为了振作精神，我掏出小鸡鸡一路撒尿一路走着，抬眼之间愣住了——马架子前正在准备开现场批斗会!

看鱼人缩着双肩肃立在军帽身后，穿一身脏拉巴几的中山服，脚下趿拉着没系带的解放鞋，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高高地挽着袖口和裤腿。他40多岁，嘴唇厚厚的，眼睛细长，满脸胡子拉碴，显然是个落魄的干部。马架子门口摆着几个空白酒瓶，瓶子旁胡乱堆放着我们的衣服。军帽往自行车把和货架上拉出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现场批判会。他转过身来，用竭力变粗的嗓门喝令：“还愣着干啥，都拿出来戴上。”听上去像是装出来的男声，有点别扭，又有点怪。看鱼人钻进窝棚，拿出高帽和牌子戴上挂好，劈开双腿撅了下来。那牌子上写着：“资产阶级残渣余孽XXX”。军帽抬脚踢了踢看鱼人的两只脚，让他撅得更标准些，一脸严肃地说：“我宣布，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见过市里、厂里、学校里的各种批斗大会，那都是走资派少，造反派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场合，无论氛围与气势上都能震摄住被打倒的人。从没见过一个走资派和一个造反派，在这个荒凉的泡子边，在这种马架子、自行车和大榆树布置起的会场上，一对一面对面地批斗，这无疑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空前绝后!

“你交代一下罪行吧。”军帽坐在一个小马扎子上，摘下头顶的帽子，不由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个剔平头的女人!她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没有喉结，胸部鼓鼓的，和看鱼人的岁数差不多大，怨不得她的嗓门有点怪!

“我是走资派，没好好劳动改造，罪上加罪，中午喝酒睡大觉……”

“早就有人揭发你喝酒，我不来检查你还接着睡，”军帽抬起手臂挥个大圆圈，似乎概括下整个养鱼池。“这么大池子里的鱼，不都叫人偷光啦!”

“看池子主要是夜里，昨晚有人想偷着下网，我一夜没睡觉，困得不行了。”

“那我眼瞎……光天化日不一样有人偷?”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玩水，没在意……”

“你什么都不在意，是吧?”军帽的大眼珠子弹一样射向对方，闪着凶光。她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揉了揉，点着吸上一口，提高嗓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看鱼人微微摇头，沉默不语。

“你不吱声是吧……那么我告诉你，你老婆已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跟你彻底划清界限，决定离婚啦!”

看鱼人摇晃一下，差点没摔倒，这句话对他打击巨大，如五雷轰顶，头皮都炸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面如死灰地低低说：

“孩子呢……他现在住哪儿……以后跟谁过?你们知道，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这个嘛，不用你操心，我也不想跟你罗嗦。”军帽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公文扔在对方脚下，腔调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你老婆不愿再见你，协议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不能再等等么?”

“不能。”

看鱼人垂下慌乱的眼神捡起协议书，慢慢直起身子，久久地看着。捧着协议书的双手微微抖动，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头上的高帽都抖落下来，花白的头发像秋风中的茅草。

“你不想签，这可由不得你，”军帽站起来冷冷道，“签字。”

一阵沉默。

“让你签你就签，”军帽猛吸一口烟，掐死烟头步步威逼，她玩味着每一个字，醉心于产生的效果。“你想尝尝抗拒的滋味……”不过她还没把话说完，看鱼人就早已理解她的意思，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他从上衣兜里拿出钢笔，一点点拔出笔帽，嘴唇痉挛着，眯起眼睛死死地盯住笔尖，每写出一个字都千斤沉重。签完字，军帽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她一把抢过协议书塞进衣兜里，宣布散会。

看鱼人摘下胸前的牌子，哆哆嗦嗦放下，他的手颤动着，大颗的泪珠从腮边一滴滴流下……他猛然用脚钩起酒瓶，双手接住仰面朝天大口喝着，酒顺着嘴角往下流淌，流满剧烈起伏的胸口……

“还喝，喝死……酗酒失职，抵制改造，扣你半个月工资!”军帽收起横幅，厌恶地皱起眉头，转眼之间发现我。“干什么的?又来个偷鱼的小疙瘩!”

“阿姨，我淘气了……来认错。”

我怯怯地走近他们，头低得挨近胸脯。对我来说没别的办法，只好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我知道造反派的脾气，特别碰到如此气冲霄汉的女人，甚至准备挨耳光了。这一时刻够紧张的，我的脸色发白，开始冒汗，军帽却盯住我手中的水耗子，露出惊讶的神情问道：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白土地的。”

“老师怎么教育的?”

“老师靠边站了……没人管我们。”

我僵立在她的面前，脊背一阵发凉，心想这下可完了，她要到学校去告状，更糟糕!

“这倒是个理由，你挺会说话，嘿嘿。”军帽的脸上浮出笑容，怒气已经平息了，笑成一朵昨日黄花。“光着回去吧。”

“不，家长揍我们。”

“交了罚款再拿衣服。”

“我没钱。”

“你手里的东西哪来的?”

“那边泡子里钓的。”

“扯淡?”

“骗你是小狗。”

“抵罚款怎么样?”

一只水耗子能换回衣服，我生怕她改变主意，忙不迭点头。同时又灵机一动，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看鱼人解脱，说：

“阿姨，我已交过罚款，你就别再扣他的工资……行吗?”

“算了，有红小将说情，不扣啦。”

军帽错把我当成一个战壕里造反的同盟军，口气中已完全没有气恼的意味，饶了看鱼人。她接过水耗子挂在车把上，然后戴上军帽，哼起一支革命歌曲扬长而去。站在一旁的看鱼人还没有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整个人显得神情可怜，萎靡不振。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不知该怎么办，想多说一点又没什么可说的，抱起衣服向大坝跑去，刚跑出十几步就听身后喊：“别跑……站住!”我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认为对方没什么恶意才放心地等他。看鱼人追上来，默默递给我10元钱。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什么也不要，他却硬硬地塞过来说：

“小家伙，那是一只水獭……用这点钱收恐怕都不够!”

二

一早一晚的风有些凉意了，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姐姐串联半个月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地磨叨着，你看你姐姐也不往家里寄封信，是不是生病了?路上出什么事了?我说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人家没回来她怎么能独自行动，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母亲说我没心没肝，一点都不懂得她的心。我才不盼姐姐他们的红卫兵战斗队回来呢，一回来又要复课闹革命，害得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疯玩了。姐姐来信了，告诉我们她早已安全抵达首都北京，住的吃的都很好。为什么没有尽快回家?主要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母亲立即写出回信，要她见过毛主席马上返回齐齐哈尔，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我心想姐姐你千万别听母亲的话，好不容易逮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不玩白不玩，着哪门子急，换做我不把全中国逛遍才怪呢!

没料到一只水耗子如此值钱，我发了一笔小财。别小看一个孩子兜里有10元钱，这意味着能买200支奶油冰棍、400个鱼钩。水耗子是大家逮住的，我没独吞，按春节的建议跑到造纸厂下起饭馆，搞得小伙伴们都喜出望外。我们从没有如此阔气过，都摆出副有钱人毫不在乎的派头，随便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罐头瓶子装的散啤酒。我还给春节买了一盒“哈尔滨”牌香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挥霍掉5元钱。搞得服务员不断打量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偷家长的钱摆谱大吃大喝。我不敢把余下的钱交给母亲，她不会相信什么水耗子，索性分给小伙伴们一人一份，让他们留着买冰棍和鱼钩吧。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我天天和春节、彬子去养鱼池，到大坝西面的泡子里钓老头鱼，竟对偷钓养鱼池里的鲫鱼不感兴趣了。其实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守株待兔想碰大运再钓个水耗子，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天底下只有一只傻兔子撞过大树……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我的这种心绪一直存在。看鱼人摸透孩子的鬼把戏，我们不能轻易偷钓鲫鱼了，他一发现我们到“锅底坑”玩水就赶过来，抱着脑袋躺在坝坡上晒太阳……失去家庭和孩子的痛苦，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他头上花白的头发更加密集，连下巴的胡茬都变白了。他的头垂向前方，闭上眼睛，似乎要打盹，随即提起精神怔怔地盯着戏水的孩子们，像在想自己的孩子，思绪万千……看样子，我们不走他绝不会动地方，我们也不用再耍花招儿转移他的视线，纯粹来游泳玩了。

久而久之，我学会蛙泳、潜泳、仰泳、侧泳、自由泳、踩水，也精通水性了。开始跟彬子学扎猛子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着实吃过不少苦头。彬子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老想变成一条鱼游得远远的，他要我一定睁着眼睛潜水，因为鱼儿睁着眼睛在水里游动。我睁开双眼捏住鼻子，两腿扑腾着大头朝下钻进水里，白花花的屁股却撅在水面，无论怎么蹬动就是沉不下去。彬子失去耐心，照我的屁股打过两巴掌。我“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浑水沉进水底，彬子以为淹着了，吓得赶快拽起我的脑袋。我却茅塞顿开，再次喝下口水扎进水里，竟鱼一般地潜进水底自如游动了……

我们玩水，采青菱角吃，比吐唾沫，看谁尿撒得远。

我经常纳闷，为什么菱角秧一堆堆一片片地聚集在池水深处，从不在水边生长?它们总是举着一簇簇圆叶子等待着风来，风一往哪边吹，就随波逐流漂向哪边。要是一下起大雨，它们就慌慌张张地不知道往哪里躲了，一个劲儿跌跌撞撞朝水底钻去，仿佛是个必然的结果。我看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等风雨一过，它们又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波浪间轻轻摇呀摇……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吹不断它们细长柔软的茎部?孩子们要采集青菱角吃，必须游到泡子中间将菱角秧收集在一起，拉断它们长长的根须，才能把成堆的青菱角拖上岸去。可是你得当心，千万别踩上漂在岸边的黑色老菱角，那都是些去年烂空心的成熟果实，一脚踩上去准扎一个大窟窿。我的脚心就被老菱角扎过一次，拔出后疼得满地单腿蹦高。春节叫我赶快用鞋底敲击脚板打出淤血，经我一拍，脚心麻木了，疼痛也减轻许多，他抓把淤泥堵住我的脚心，几天以后伤口竟不治自愈。没成熟的菱角壳很嫩，用牙齿一咬就破，里面的瓤是一层皮包的甜水，吃多也没什么意思，不顶饿，跟没吃东西差不离。

吃腻青菱角，我们开始比赛吐唾沫，看谁能聚一口浓痰吐得最远。

小伙伴们谁也比不过春节，他什么时候都能聚出浓痰，“呸”的一口吐出几米远。我甘拜下风，怎么咳嗽也聚不出浓痰，只能在撒尿的项目上和大家比试一下。你看吧，几个孩子一丝不挂地并排站在大坝上，把着小鸡鸡比赛谁的尿泡最长射程最远。彬子数起“一、二、三”，我们便一起顺风开炮，几道尿流飞上半空划出长长的弧线，“飞流直下三千尺”般冲下坝底，孩子们全抖着小鸡鸡欢呼：

“老天爷，快下雨，包子馒头全给你。嗷——都来看，都来瞧，下雨喽!下大雨喽!”

我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赛时尿泡最长。其实我耍的小聪明并不完美，总在比赛之前喝一肚子水，尿泡虽长力度不够，射程还不算最远，发挥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获第二、三名，从没登上过冠军宝座。真不知道彬子是怎么练出的绝招儿，不喝水照样尿得老远老远……我这才理解东北人为什么赞许谁时，都说这家伙够“尿性”，原来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

三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肩上挎着黄书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5个字，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10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2枚小小圆圆的毛主席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欢天喜地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且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是个大红太阳，闪闪发光。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标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地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们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人实在太挤了，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3个人，3人的车座上挤5个人，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连厕所和餐车都挤得满满的。更要命的是列车不停地误点，一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24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48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误在大站还能买点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月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人多，列车上热得蒸笼一般，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唯恐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主席万岁!”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主席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谁也不听工作人员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一站路，姐姐却走了近4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走去，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坐下就睡了过去。

下午1点，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也跟同学们蹦着高欢呼，嗓子都喊哑了!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人都举着红语录本，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只不过毛主席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主席台上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没有谁告诉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四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照片，“喀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理发，照相馆不敢照相，若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头发不顺眼，摁住脑袋就剪成“电灯泡”……

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令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生剪了“小平头”，连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有套盖戳的军装最时髦。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回过头来翻箱倒柜地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的不得了。

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一点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一样虎虎有生气，以免引起注意。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便毫不犹豫地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里面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嘴里还磨磨叨叨地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5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突然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

“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

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于是决定立即杀他个回马枪。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根本没法充当红小将?幸而并不是什么难事，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

“裤子怎么办……”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雄赳赳地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地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胡闹一通就是了。当然街道上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只是看着，并不过来管闲事。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不是个善碴子，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我们红卫兵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扯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不过这只是心里的感想，并没有说出口来。直到彬子暗暗地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慌忙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接着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你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就再不问什么了，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成果，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朋久编的瞎话极妙，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当即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没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第六章 北大荒，我心中的花园

一

齐齐哈尔的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红卫兵战斗队走上街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他们大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大搞“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活动。某某战斗队的大旗往交通岗旁一插，即表示他们建起一道新的卡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盘查过往行人。红卫兵逢人必对一段语录，对不上来的行人绝对不能通行，只得上一边待着想去，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再走。荒唐多了也就不觉得荒唐，有些实在对不上语录的人只能忍气吞声绕道通行。革命小将对公共汽车也不放过，司机照样得对过语录才能通行，车上的乘客不敢惹麻烦，都鸦雀无声地等待司机通过“考试”。司机早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一般都能对得上来，若个别红卫兵出难题，售票员准会如数家珍般对出一串语录出面解围，使车上的乘客全都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爱打扮的女人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

造反派审查的标准极其严格，看到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身穿布拉吉，手戴戒指，准给你扣上一顶资本家后代的帽子，说你身上有资产阶级倾向，勒令你回家洗心革面换过衣服才能出门。我百思不解的是红卫兵为什么不许人家穿高跟鞋和瘦腿裤?一经发现高跟鞋立马扒下鞋子，用钳子卸下后跟才放人家过关。对付瘦腿裤的办法更简单，拿起空酒瓶往裤腿里一塞，塞不进去即把裤管撕成拖布条条。

我在群英楼商店门口亲眼见到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截住一个穿瘦腿裤的姑娘，从裤角一直撕裂到胯部，搞得姑娘裸露出两条白皙的大腿捂着脸颊哭着跑去。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们则敢怒不敢言。我岁数小，没见过真正的资本家，也没见过资产阶级的阔小姐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些资产阶级一定穿戴得非常可笑。男人留大胡子，长头发，穿瘦腿裤，屁股蛋绷得紧紧的。女人涂脂抹粉，穿大花布拉吉，高跟鞋，都像漫画上的刘少奇夫人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分辨敌我矛盾的办法易如反掌，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否则为什么不许老百姓学他们的装束，一经发现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反过头一想又有些糊涂，我的母亲和理叔叔他们这代人从没穿过瘦腿裤和布拉吉，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

造反派时兴“小平头”，当然要区别于走资派。

糖厂的大批判会上又有个新内容，牛鬼蛇神不老实就给他剃“鬼头”。

所谓剃“鬼头”，就是当场拿出剪子摁住批判对象的脑袋，隔一指的头发宽剪去一溜，剃出白一道黑一道的垄沟沟。搞得脑袋像被狗啃过似的，人不人鬼不鬼，使你时刻处于灵魂的惊颤之中。你要是不服气，有的是惩罚的办法——立即剪去另一半头发，并美其名曰“阴阳”头。党委书记冯燕川头一回被剃过“鬼头”，自己赌气回家干脆剪成秃头。造反派火了，认为冯叔叔有意抵抗文化大革命，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床。并警告其他走资派再敢擅自剃头，冯燕川就是“好榜样”!牛鬼蛇神无不处于恐怖之中，都在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但他们在造反派的眼里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地认过罪，没多少日子，鬼队的人几乎全被剃成“鬼头”。

我的母亲也没能幸免，齐耳的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害得她每次出门都低着脑袋贴着胡同的墙壁匆匆来去，以避开人们的目光。后来母亲找把剪子对着镜子修理半天头发，无奈地自嘲：“剪成‘鬼头’不要紧，没挨打比什么都强!”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到一顶女工的工作帽，无论上班下班都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我都快忘记她原来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好在牛鬼蛇神无一例外都被剔成鬼头，在群丑当中她也不觉得自己丑了。

我迫不得已，开始适应新的形势，认真背诵毛主席语录。

无论你是什么人，开口说话必须先背一段语录，否则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背不出语录，连商店的售货员都不卖给你东西。这样的怪事并不奇怪，可怜的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得由儿孙教几条语录背来背去，要不然连青菜都买不回来。那时候糖厂大院里还没有副食品商店，要买什么肉呀蛋呀，非得去5里路之遥的黄沙滩副食品商店。我后院邻居吕大姨老两口没儿没女，吕大姨夫又整天上班抽不出时间去买东西，所以吕大姨每月必须去黄沙滩商店买凭票供应的4两肉。

卖肉的售货员问她：

“要斗私批修。买多少?”

吕大姨也只会背这一句：

“要斗私批修。割2斤，要肥点的。”

“兴无灭资。你不能重复。”

“要斗私批修。我就会这一条。”

“为人民服务。有规定，对不出来不能卖给你。”

“要斗私批修。”吕大姨急了，央求道。“别的我忘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吧。”

“继续革命。不行，这是原则……老太太，想起来再来买吧。”

“要斗私批修。家离这儿远，我这么大岁数跑一趟不容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一位，买多少?”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售货员不再理睬她。吕大姨碰一鼻子灰，只得回家了。那点凭票供应的肉也不能不买呀，老伴又会骂她屁大的事都办不好，待在家里白吃饭。吕大姨让邻居蒋姨家上小学的柱子教她背一段新语录，再重新返回黄沙滩商店去买肉。她老人家没等走到商店门口，心情一紧张，又把准备好的语录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吕大姨想买菜时就带着柱子，等他对完语录自己再说买什么东西……

能背几段语录就是通行证，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兜里还有用水耗子挣来的一元钱，我和彬子想去市里买点鱼钩，于是乘2路无轨电车从造纸厂一直坐到第一百货商店，买过鱼钩又乘车转回家来，一分钱都没花!我俩白乘车的办法非常简单——上车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背诵一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售票员和司机都不敢让我们买票，怕扣上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破和立，车上的乘客也搞不清如此深奥的哲理。汽车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背过一段又一段，唯恐一没动静售票员撵我们下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我和彬子终于都没词了，想得脑袋疼也背不出哪怕任何一条语录，眼瞅着女售票员一脸讥笑地走向我们，扬起手来撵我们下车了。彬子急得挠起后脑勺，关键时刻放开嗓门唱起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尽管我们只会唱两三句歌词，女售票员却闻声收住脚步，回到座位上不敢惹我们了。一直到终点站造纸厂，我们还在反复“就是好，就是好……”其他乘客也都惊讶并不满地看着我们。我看女售票员差点气歪了鼻子，她肯定心里鄙夷我们：

“好什么……小混子，早就该滚蛋啦!”

二

姐姐的归来着实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主席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在一百遍一千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转眼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什么意思。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悠闲地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扑棱棱地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逐渐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3个月都按时给我们寄钱，10月份却突然不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点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却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再也无力支援我们了。母亲看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地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有什么新奇，贴在屋里的纸很容易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都不坏。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儿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好奇地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要是能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那感觉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

糖厂大院的老娘们儿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乐呵呵地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稍稍透口气。从外面看那小小的气窗，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要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几乎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干的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放在手心里向上顿顿，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极其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美美地抽了一口，使劲儿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很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红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大声训斥我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吓得我整日忐忑不安。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

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糖厂经济宽裕点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点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那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3个一堆5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儿，想用烟气冲冲，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儿”。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却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儿”?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3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连一家4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

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在一片青色的烟雾里，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

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样地摆在炕上：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溺于回忆之中。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样样东西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她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难舍难分的东西上，看到它们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共同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孤寂的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痛苦。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一生坎坷的回报，最后的安慰……母亲从往事的回忆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要是有一点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渡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500公斤土豆，400公斤萝卜，一吨煤，100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限制供应的细粮极少，且白面是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来客人吃。我们上顿是大饼子，下顿是高粱米饭，顿顿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你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暗地里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她像做贼一样偷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仔细看着成色。孩子们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地看着大米口袋，屏息敛气地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4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么。”母亲说。

“她大婶，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卖口粮换点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孩子们都仰起小脸，瞪大眼睛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默默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的程度。垂得低低的眼睛里，流露着焦灼的期待神情。妹妹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暗暗伸到背后，那只小小的拳头都微微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你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难过地闭上眼睛，满腔希望也随着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咬咬牙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欢天喜地秤到一斤大米。“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欢呼起来。妹妹高兴得又蹦又跳，姐姐笑着拍起巴掌。我偷着乐，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点好吃的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点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供应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蒸出来浮着一层油汪汪的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三

北大荒的9月，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已变成金黄金黄的颜色，那正是嫩江秋高气爽、水阔鱼肥的时节。

滚滚滔滔的嫩江紧贴齐齐哈尔市区，经葫芦头甩个大弯，从朝鲜屯流向富饶的三江平原。它略为浑浊的激流一泻千里，曲曲弯弯有如一条奔腾的长龙。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带我去过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到著名的太阳岛上游玩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松花江的江面水流舒缓，两岸遍布人烟和村庄，江道比嫩江宽阔多了。如果把松花江比喻成一个温柔的姑娘，那么嫩江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喜欢嫩江的无拘无束，两岸尽是荒天野地，从不像松花江那样忸怩做作……

母亲听说刘小伙要和我们一起去蹲宿儿，有大人领着，同意我去大江钓鱼了。

我和刘小伙、春节、彬子、铁南、明利一伙人，太阳快西沉时才赶到朝鲜屯水泵站，等大家插好铃铛竿甩下鱼线，将鱼竿甩进排水沟里，已是汗水涔涔了。虽是秋天，下午的日头还挺毒。我们钻进附近的菜地，偷来一堆西红柿和黄瓜解渴，刘小伙反对我们这样做，也不吃偷来的东西。他可以保持师道尊严不吃，我吃，只是我不像小伙伴们那样用手蹭蹭西红柿就大嚼大咽，一定要洗干净再吃。母亲说不能喝生水，不能吃没洗过的水果，要不就把细菌吃进肚里了。乘公共汽车回来一进门就逼着我用肥皂洗手，说握过车上的拉手，不知沾染多少细菌。照母亲的说法我没法儿活，一举一动都不干净，得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从没见哪个孩子喝生水拉肚子……

我们坐在岸上开始等待，全凭碰大运钓到鱼儿，要不怎么叫“愿者上钩”呢。在陆地上，猎人可以围追堵截猎物，大江里却没有这样的可能。钓鱼人只能耐心等待寻觅鱼饵的鱼儿，咬不咬钩谁也吃不准。彬子建议大家洗个澡冲冲汗，我怕凉水激着，让他们洗去。伙伴们绕到水泵站上游洗澡去了，留下我独自看竿。

水泵站从稻田沟“呼隆呼隆”抽着水，吐进我身边的五六米宽的排水沟里。大坝里一望无际的稻田熟了，耷拉下沉甸甸的穗子。坝上是一条大车道，伸向很远的地方，时而有朝鲜族人劳动归来的牛车，上面坐满挽着裤腿、戴着红头巾的女人，黝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阳光。她们披着夕阳的金光从远处驶过，两条腿垂在车沿外头，留下一条长长的剪影。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大道穿过朝鲜屯走来的，一路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大旅行包压死人。母亲精心做了野外露宿的准备，带上一套秋衣秋裤，一支手电筒，一大瓶凉开水，后来又把一件棉大衣塞进包里，伙伴们怎么说不用带也没用。母亲坚持夜晚温度低，不带大衣会感冒的，并给我一元钱，叮嘱我路过朝鲜屯供销社时买几个面包做晚餐。

朝鲜屯和东北汉族的村庄没什么两样，一片低矮的干打垒土房，墙头上白灰刷写着“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标语。街道上积满雨水，大车驶过溅起一阵污水，令行人躲闪不及，叫骂不止。水里生长着满身是腿的臭老鳖，交叉着好多只腿浮上浮下，一有动静就潜入水底不动了。密集的孑孓一扭一曲，不久它们将变成令人讨厌的蚊子。朝鲜族人的院子里堆满大垛的稻草，养着鸡鸭猪狗等动物，家家户户挂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辣椒，犹如装璜过的门脸一样好看。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酷爱吃辣椒?刘小伙解释，朝鲜族人长年种水稻，吃辣椒驱寒气。我们一路说着走进供销社，我买了几个面包和一袋朝鲜咸菜，刘小伙买了两瓶老白干和一盒“握手”牌香烟，犒劳带他蹲宿儿的学生。

我非常敬佩刘小伙。

冬天打冰球，我们戴滑冰帽还觉得冷，他却穿着运动衫滑来滑去，笑呵呵地说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冷……他教我打篮球、踢足球、滑冰，从不因母亲是学校领导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每次练基本功他都给我加码。记得一次上体育课下雨，不能室外活动，刘小伙别出心裁，给我们读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花的草原》。故事大意是记者采访一个蒙古族运动员，问他是怎么成为全国长跑冠军的?运动员回答，自己过去是王爷的奴隶，从小跟着王爷的马屁股跑出来的……受刘小伙的感染，我也曾激动地想当一名体育冠军，但不想做奴隶，因为奴隶主对待奴隶太残酷!除了故事，我被小说描写的浓郁氛围感染了，终生难忘。草原上开满黄色的小花，遍布低头吃草的牛羊，天高地远，辽阔无比。玛拉沁夫描写的草原，不正和我现在的情景一模一样么?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天空飞过一群灰色的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拍着翅膀相互召唤着，后面又飞过一只掉队的孤雁，急急地追赶着前面的雁群。我收回思路，目光转向大坝外面，贴着江岸是一长溜草地，没膝高的狗尾巴草中夹杂着艾蒿、柳树毛子，还有零星的山里红树棵子。大江涨水，淹没水泵站上游的柳丛，彬子说那才是我们钓鲶鱼的地方。沿着江沿一字排开十几个铃铛竿，露出下面那段被水无力拖动着的鱼线，微微摇晃，暂时没有鱼儿咬钩，一咬钩准拽响铃铛竿。打鱼人有句老话：“顺水的溜子，顶水的鱼。”水泵站日夜把从稻田抽出的水吐向大江，鱼儿喜欢逆水游动，自然聚向排水沟周围。有带鳞的鱼儿蹿出水面，跳龙门似地跳向水闸。

太阳卧进江心一半了，江面上仿佛燃起大火，那滚滚的浪涛就是蹿动的火焰。一只满载羊草的小船从夕阳里“吱吱呀呀”划来，随着水流缓缓驶近，靠在水泵站不远的岸边。两个光膀子的汉子跳上岸，将大捆的羊草卸上岸堆成一个个草垛，又身子一起一伏地划着桨，划进江心的火焰中去了。彬子的脖子上搭条裤衩跑回来，眼里闪着快活的光彩，神秘兮兮地朝着草垛笑道：“好，好……”我看他那兴奋劲儿，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兴奋，好处又在哪里?他显然看出我在想什么，解释道：

“今晚我们冻不着了。”

第七章 蹲宿儿

一

天黑前，甩线没有收获，鱼竿钓的带鳞鱼不少，尽是些小杂鱼：葫芦籽、白漂儿、鲫鱼、穿丁子、大嘴蚂扣，偶尔还钓到条嘎牙子。钓江鱼和钓泡子鱼不大一样，泡子是死水，鱼漂立得住，大江水溜急，鱼漂一甩进水面就冲沉没了，根本看不到鱼漂。反正我们来蹲宿儿，晚上看不清漂，光靠感觉把握鱼儿上没上钩，由它沉没好了。我钓鲫鱼、葫芦籽、穿丁子没感觉，这类鱼不吞钩，轻轻逗钩含着蚯蚓玩耍。水溜急，鱼坠轻，鱼线跟着水溜跑，感觉不到咬钩，过段时间一拽竿就钓上一条，算它们倒霉。

因为有情趣，我改为专用苍蝇钓白漂儿。

我摘下鱼线上的坠儿，踩碎一条小鱼曝晒，放出腥臭味儿吸引苍蝇团团围着臭鱼转。一抡巴掌逮住一只苍蝇，穿在钩上，并为求好运吐一口唾沫。我右手握住鱼竿，从指间弹出鱼钩，任苍蝇在波浪间沉浮。没漂多远就被打旋的江水吸下去，又在过去一点的地方冒出水面，倏地转上一圈就不见了。鱼线抽动一下，一条白漂儿蹿上水面一口吞进苍蝇，牵着鱼线迅速下沉。你拉起紧绷的鱼线，那白漂儿逆水冲击着，竿梢急促地一次次拉弯。我知道这是条小东西，把鱼竿一直朝上拉到空中，一下将贪嘴的鱼儿甩到岸上。不到半小时工夫，我钓到十几条白漂儿，可惜这种鱼不过一两重，极娇贵，出水就死容易臭。不像鲫鱼生命力那么顽强，用鱼串子穿过它的腮放在水里一夜都不死。

伙伴们洗过澡回来了，刘小伙、彬子解开一捆撅达竿，领我去下撅达钩。春节和明利拿着手电筒去打“野食”，到附近的庄稼地偷苞米和土豆，留铁南一个人看铃铛竿。撅达竿是临来前加工成的，我拆开母亲扫厕所废弃的破扫帚，掰去扫帚条上的枝枝杈杈，选出几十根竹梢。彬子从车间捡来三角带，扒下里面的皮绳做鱼线，这种胶过的粗线非常结实，拉都拉不断，别说钓鲶鱼，钓鳇鱼也绰绰有余。美中不足是皮绳有一种刺鼻的胶皮味，带鳞鱼嫌有味儿，可鲶鱼个个是傻瓜，它才不管什么味呢。孩子们剪下一庹长的皮绳，一头拴上竹梢，一头拴上一个歪把子鱼钩。扒光衣服，赤条条地绕过水泵站排水沟，翻过大坝去抓小青蛙做鱼饵。稻田边上的青蛙见有人走近，立即停止此起彼伏的蛙鼓，像蚂蚱一样四处乱蹦。我们逮住几十只小青蛙，放进一个布袋里，来到上游江水淹没的柳丛边开始穿钩，放撅达竿。彬子熟练地将歪把子钩尖穿进青蛙的屁股，连同整个鱼钩都藏进它肚子里，青蛙仍然活蹦乱跳。

我们每人抱着十几根撅达竿，拨开密集的柳丛趟进水里，专挑水草稀疏的地方下钩。鲶鱼喜欢夜间到岸边觅食，习性非常凶猛，不管什么样鱼和动物都吃。母亲不吃鲶鱼，说它吃淹死鬼的肉，恶心。我一想身上就冒鸡皮疙瘩，生怕有条大鲶鱼冷不防咬去小鸡鸡。一行人来到齐大腿跟深的地方，顺着水溜趟水而行，沙地在脚底擦过，冷水朝身上直涌。每隔几步远就插上一根撅达钩，顺手拔掉周围的水草做下钩的记号。

刘老师和我一样初入此道，什么都按彬子的吩咐做。

彬子说，这样明天早晨来起钩就不会迷失位置了。

太阳卧进江底了，余辉还久久留在大草甸子上，远处暗淡的天际处升起一颗颗星星，发出一闪一闪的微光，尔后一下子黑暗下来。夜幕四垂，阴冷的雾气飘过身边，我在水里没感觉凉，一上岸就冷得牙齿打颤。蚊子活跃起来，密密麻麻地扑上你赤裸的身体，赶都赶不开。“快跑，回去喝口酒就暖和了。”刘小伙说。跑过水泵站，人都快冻僵了。我裹紧大衣，跺脚搓手活动身体。刘小伙取出酒瓶喝过一口递给彬子，彬子喝过又递给我，他们都说好热乎。我猛然灌下一大口，立即有股火力蔓延周身，浸入肌骨的寒冷被驱出体外了。“哗啦啦，哗啦啦。”夜色深处有个铃铛竿响了，大家不约而同竖起耳朵，一齐向响声跑去……没钱买铃铛，铃铛也是自制的产品，我们用细铁丝绑起两个啤酒瓶盖，里面加个小螺丝，尽管声音有点沙哑，在寂静的江边分外清晰。铁南解开系在铃铛竿上的鱼线，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钩，他将鱼线一团团扯开盘在地上，主要是怕线绳搅到一块系起疙瘩。鱼线也是两根拧在一起的皮绳做的，正儿八经的钓鱼人，大多用水一样透明的化学线，挂上东西轻轻一抖全抖掉了。不像我们的鱼线经水一泡湿淋淋、硬邦邦，拽起来缆绳一样沉重。

然而还是有鱼上钩了，铁南的手发着抖，慢慢地收着长长的鱼线，不时抖落挂在上面的水草、纸浆等杂物。大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期待鱼儿拉出水面那一瞬间发出一声短促的欢呼。令人失望的是咬钩的不是鲶鱼，而是一条大嘎牙子，这家伙力气很大，摇晃不定地停在流水中，扭动着身子对抗着移动的鱼线，几乎把钩绳拧成麻花。我打开手电筒，铁南弯下身子拖上鱼来，大嘎牙子力气耗尽沉甸甸地顺从了。一露出水面就支起头部的3根利刺“吱嘎吱嘎”乱响，你可千万别让它扎着手指，否则两三天都红肿疼痛。彬子说它不是嘎牙子，渔民管半斤以上的这种鱼叫“牛尾巴郎当”，据说这还算小的，大的有两三斤重。刘小伙踩住鱼的脑袋拽出嘴里的鱼钩，上好蚯蚓，铁南要甩钩了。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除了无鳞鱼，有鳞的大鱼很少到浅水觅食。钓鱼人侧起身子，与盘在地面的鱼线拉开距离，将钩轴上的小棍挂在两指之间，抡起铅坠跟风车一样，掌握诀窍的人往往能甩出五六十米远。

前面我说过铁南的奶奶是俄国人，他血管里流着四分之一混血，按人种基因该长得人高马大，可除深深凹进去的眼睛有点像白种人，其余部分绝对黄种人长相。铁南的身材又瘦又小，好像有点先天营养不足，他异常聪明，记忆力好，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孩子。铁南甩线的姿式也和大家不一样，我们都习惯于侧甩，唯独他是平甩。他将手臂高高举起来，像抡起流星锤那样抡起替代铅坠的3个大螺丝疙瘩，长长的鱼线跟着鱼坠飞向江中，那一定要有准头的，扔不准会打着自己的脑袋。我问铁南：

“夜间鲶鱼不都溜边么，为啥还甩那么远?”

“有远有近，远的钓鳌花，近的钓鲶鱼。”

春节抱着苞米棒子、土豆满载而归，明利拔回来一大把青黄豆。从此我也成为一名并不熟练的“小偷”，在野外碰到什么能吃的食物就吃什么，在厂里碰到什么需要的东西就拿什么。虽说我受的是严格的家庭教育：不许说假话，不许偷东西，不许和孩子打架……可我逐渐知道为了活命，有时候只能不拘泥于小节，丝毫没有犯罪的感觉。明利坐在草垛旁点起篝火，火舌伸屈翻卷地舔着周围的夜色，发出一层层淡红色的光圈，彬子单腿跪下压上一层枯柳条。夜归的鸟儿影子似地从头顶悄然掠过，篝火忽儿落下去又跳起来，把人影摇摇晃晃地投在后面，变得弯弯曲曲。大家也不在意指甲里黑色的泥巴，满手鱼腥，烤着手掌进野餐了。我们那时实施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食物拿出来共享，钓到鱼大家均分。这顿晚餐十分丰盛，有烤苞米、土豆、毛豆。刘小伙从食堂买的馒头，我带的面包、朝鲜咸菜，明利带的野兔肉，铁南带的“大列巴”，其余人带的大饼子。大家传递着酒瓶子，轮流一人一口喝起老白干，我喜欢喝啤酒，轮到我时用嘴角抿抿就传给下一个人。

水泵站的排水声“轰隆轰隆”响着，黑暗隐去低吟着的江流，只有时隐时现的波光，证明江水近在咫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一弯月牙显得离我们很近，潮湿的雾气翻腾着，旋转着朝四面八方弥漫。篝火熊熊燃烧着，爆出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火星，扶摇直上，与周围的夜色形成明与暗的反差。彬子用柳条插进苞米棒子根部挑在火堆上来回转动，苞米爆出诱人的香味。身后草丛里有响动，我担心是狼，打开手电照去，长长的光柱里显出一个个庞大的身躯，闪闪发亮的眼睛像一盏盏小灯笼。我吓得头发梢都支棱起来，见大家依然谈笑风生，壮着胆子仔细再看，原来是一群吃夜草的牛，扬起脑袋打着喷嚏。我暗自庆幸没大惊小怪，而别人都还在吃，否则又要讥笑我是“温室里的花朵”。等大家喝光头一瓶白酒，我请求刘小伙讲个故事。

“对，刘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春节附和道。

“讲什么呢?”刘小伙放下酒瓶子，眼里露出一丝惘然。

“再讲讲《花的草原》。”我说。

“那是封资修的东西，还想让我犯错误……再说我已不是老师，干脆叫刘小伙好了。”

彬子想缓和一下气氛，开起玩笑：

“应该叫你刘鬼蛇神!”

“我凭什么是牛鬼蛇神，我是说正经的。”刘小伙的脸因困窘而变红，愤懑地打开第二瓶酒，灌下一大口。他擦擦嘴唇，声音变得很低。“不错，我成份不好，是地主的孩子，可我从没有得到一点家庭的好处，净背黑锅……我是红旗下长大的，从学校走进学校，再单纯不过了。我敢拍着胸脯讲，我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从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艾平的妈妈应该了解我，你们应该了解我……我有委屈跟谁说，连个对象都找不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感到压抑般的默不作声了。

“刘老师，别生气，”铁南宽慰道，“我们可都没斗过你呀。”

“是啊，我也想不开……比起艾平他爸爸妈妈，他们还是老资格的领导呢，就算不了什么。熬一天是一天吧!”

刘小伙拿出“握手”牌香烟，分给每人一支，自己点着一支大口地吸着。他是外县师范学校分来的，齐齐哈尔无亲无友，一个人闷在三楼单身宿舍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怎么和一群孩子来蹲宿儿呢。我静静地听着，很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不说这个，刘老师……找个对象就好了。”春节移动一下身子，一只脚在草地上放得更顺当些，往火里扔几根树枝。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橙红色的火星飞旋上升又落下来，消失在黑暗里。江边上传来“哗哗啦啦”的响声，那是鲶鱼窜到水草中袭击青蛙。

“谁愿给我介绍?”

“我们都愿意，”彬子双手伸到背后支着草地，身子向后仰去。“保你满意。”

“真的?”

“那还有假，真的。”

“带尾巴的?”刘小伙扳住后脑勺朝两边摇晃，黑暗中淡淡一笑。

“哪能……梳辫子的。”

“拿老师开玩笑。”

“你到底要不要?刘老师。”春节煞有介事地插进来道。

“好哇，你帮帮忙吧，干什么的?”

“技术员。”

“谁?”刘小伙认真起来。

“李疯子!”仿佛商量好似的，他们几个异口同声。

彬子“扑哧”一下笑起来，喷出嘴里嚼着的苞米粒。大伙都笑了，笑个不停。我知道李疯子原是学校的女老师，不久前调到厂里当了技术员。不知受到什么刺激疯癫起来，整天傻乎乎到处乱走，见到吃的东西就管人要。她的家人在外地，没有人照顾她，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实在可怜。

眼前一个铃铛竿响了，伙伴们顾不得笑，一跃而起跑去起钩，这回上钩的是条大鲶鱼，起码两斤重……

二

夜深了。

篝火盖上一层熏蚊子的蒿草，缝隙中冒起浓浓的青烟，大群的蚊子纷纷躲进黑暗中去。

伙伴们拆开草垛，用上衣包住脑袋，横躺竖卧地呼呼大睡。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带大衣，钻进草垛要暖和得多。我躺在草堆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星星，回味着刘小伙的话。大家笑刘小伙，我却想哭，一个人压抑久了，憋不住才流露心声。我已深受运动其害，饱尝家庭连累之苦，经常碰到一些敌视冷酷的目光。他道出的感觉，与我同命相怜，我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竟敏锐地预感到将来的不幸了。

父亲死后，一直照耀我生命的生气勃勃的光芒熄灭了，一种无法抵抗的阴影经常袭来，不管怎样努力挣扎，都潜藏心底，难以摆脱。有的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陷入沉思，开始懂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性格和情绪发生极大变化，痛苦得几近麻木。有的时候，一切又会很快过去，正如雨后的太阳照耀得特别明亮，不幸和悲哀全遗忘掉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情绪特别热烈，我明知它存在，又不敢正视，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严酷的现实始终提醒你躲不开“血统论”，家庭出身至关重要。一旦投错胎，根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年轻姑娘小伙子找对象，都必须仔细查遍祖宗三代，是不是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娶或嫁错出身，孩子没等出生注定成为不幸的人。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没份儿，找工作找对象一样老大难。考虑做什么只能导致失望，有个出大力流大汗的活儿勉强糊口就算不错。即便这样，你还得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一不小心完全可能变成什么运动的替罪羊和靶子……

因为喝酒，大家睡得跟死猪似的，铃铛竿响了也没人管。

刘小伙的呼噜打得惊天动地，一直到天亮都没停，加上蚊子铺天盖地的“嗡嗡”声，搅得我睡不踏实，迷迷糊糊打个盹，早早睁开眼睛。大地一片寂静，临近黎明的月亮高高悬在空中，从云层里孤独地闪着白光。东边隐隐现出鱼肚白，微波荡漾的江面变成灰白的颜色，周围的草地、野花、柳丛清晰可辩。一大群水鸟扇着翅膀、垂着尾巴落在沙滩上，发出悦耳的鸣叫戏水捕食。我头一次露宿，看什么都新鲜，多想变成一只水鸟飞翔在泛着白沫的波浪上，从高空看看鱼儿是怎么自由自在生活的……

伙伴们还在横七竖八地睡着，我的手脚有些冰冷，活动一下坐起身，碰落草尖上的一层闪着微光的白粉末儿。我发现那是些细微的霜花，在家里住不知道，北大荒的野外这么早就霜降了。不知不觉间犹如雾里看花，江中心露出半轮鲜红鲜红的朝阳，照得我身心暖烘烘的。一阵晨风驱散淡淡的雾气，身边的草丛摇晃起来，轻盈盈，亮晶晶。大自然真是神奇莫测，刚才分明在草尖上看到的是霜花，此刻却变成璀灿的露珠，饱满而又浑圆，一滴滴从草尖无声地滑落。露水打湿蚊子的翅膀，它们飞不起来了，隐藏在草丛中等待天黑再出来。我再看江面的时候，鲜红的朝阳已升出江心，东方渐渐红了，江水渐渐红了，天边仅有的一片马蹄状云彩也被映得通红通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太阳，再不用拿有色的玻璃挡着眼睛，就可以清晰地盯住它的轮盘，虽鲜艳却很柔和，一点都不刺眼。

我屏息敛气，等待着，等待着，它在我的凝视中升出水面了，那不是升出来的，而是奋力一跃跳起来的，整个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似乎伸手可及。浩浩荡荡的江水，绵延起伏的江岸，微微晃动的草丛，都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刹那间，我紧缩的胸口宽阔起来，忘却一切世事的烦恼，心境与晨曦融为一体了……人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早晨里，多么的振奋和舒畅!篝火熄灭了，只剩下一堆褐色的灰烬，余烟随风飘摇四散。太阳使人暖和起来，伙伴们懒洋洋地掀开草捆，一个个爬起来掏出小鸡鸡背朝着风向撒尿。我迎风掏出小鸡鸡，屁股上挨了彬子一脚，他眨着惺忪的睡眼喝道：

“转过来。”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受了风，你那玩意就肿成擀面杖，缩不回来啦。”

“谁说的?”

“打鱼人的规矩……瞅着我干吗，没听懂?”

我从没见哪个孩子迎风撒尿小鸡鸡肿成擀面杖?但打心眼里佩服伙伴们，他们都是老道的打鱼人，至少有两三年蹲宿儿的经验，样样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彬子这么说那就是真的，得遵守打鱼人的规矩，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同样要知道许多东西。例如鱼儿回游的规律，彬子总说“七上八下”，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指的是什么，原来七月之前鱼儿是往上游走，八月以后是往下游走……我奇怪他们起来后的分工，铁南一个人去遛甩线，大家都留下整理乱七八糟的草垛。我估计了一下，江边堆着6个草垛，我们夜间烧掉十几捆羊草，集体睡在一个草垛上折腾得大部分羊草都散了捆，差不多糟蹋掉整整一垛草。彬子、明利熟练地收拢乱草打起草捆，刘小伙重新堆起一个草垛，春节捧起大堆的草灰扔进江水里冲走。重新堆起的草垛明显小许多，大家又从其他草垛上抽出一些草捆搬在这个草垛上，搞得6个草垛看上去差不多大小才住手。我莫名其妙，这也是打鱼人的规矩吗?

铁南还在遛钩，我们绕过水泵站去起撅达钩。

早晨的风很凉，对岸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之中。大家在柳丛旁脱光衣服，我冷得瑟瑟发抖，伸手探进江水试了试，水冷得像冰。彬子光着屁股走到水边，一下被江水激得缩回脚来，抱起膀子说：

“好凉!”

刘小伙不怕冷，他活动一下肌肉发达的四肢，一步步走下江岸，泼着水花朝深处走去。他打头阵，让我们跟在后面。

“怎么办?”我苦着脸问。

“妈的，冲啊!”

彬子大吼一声连蹦带跳冲进水中，其他人都朝对方身上泼着水，发出怪叫跳着奇特的舞步跑进水中。我不能犹豫了，也“啊啊”大叫着冲进水里，趴进水里乱扑乱打，几下就不冷了。糟糕的是一夜之间的涨潮淹没昨晚插的撅达竿，大伙只能凭记忆在柳丛里摸撅达钩。彬子他们摸到大部分撅达竿，差不多每个撅达钩上都有鲶鱼：“啊哈，我摸到个大家伙!”孩子们不断地发出欢呼，摘下鲶鱼穿在鱼串子上拖上岸去。我好着急，老半天一根撅达竿没找到，等大伙都上岸了，仍不死心地到处乱摸一气，怎么也得逮到一条鲶鱼，别一点面子都没有啊!

“算啦，于瘦子，该走了。”彬子喊。

“等等，”我头也不回道，“再等等……”

身边翻起水花，一条大鱼跃出水面，它落下去咬着一跟绳子。我扎进水里一摸，惊喜地拽着一根撅达竿浮出水面，大声嚷嚷：

“啊哈，我也逮住条大家伙!”

“别急，掐住它的鳃。”岸上喊。

我掐住鱼鳃，笨拙地摘下鱼钩，歪着脑袋往鱼串子上穿，这是条脑袋扁平，长须，周身滑溜溜的大家伙，有五六斤重。可能折腾累了，驯服地任鱼串子穿过鳃口，毫不挣扎。我想显示自己，双手举出水面朝岸上喊：“你们看呀!”话音未落，大鲶鱼一甩尾巴扇过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前金花乱冒，下意识松手去捂眼睛，大鲶鱼“扑通”落入水中带着鱼串子跑了。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惹起伙伴们的一阵讥笑。

三

北大荒不愧为北大仓。

一群孩子守在江边玩耍一夜，用最简陋的撅达钩也能钓上二、三十斤无鳞鱼。更不要说稻田沟里有的是泥鳅和小鱼，跳到水里扑腾几下搅浑水沟，无数张鱼嘴伸出水面一张一合，你一条一条抓好了，就怕捞多背不动。太阳升起来来了，鲜红鲜红的像个大火球，天气依然很温暖，弥漫着淡淡的雾气。铁南的收获也不小，甩线钩钩有鱼，还钓上来4条鲤鱼和两条鲚花。我最感兴趣的有一条鳌花，这是淡水鱼中的珍品，扁圆形的胖肚子，硕大的嘴巴，锋利的尖牙齿，专食鱼虾为生，那时江里也不多见。父亲曾买过鳌花招待贵客，理琨叔叔一家来串门，一定要做清炖鳌花。钓到这么名贵的鱼，大家却高兴不起来，发现有毛驴车驶来都蹲在江边洗脸、喝水，谁也不回头。

两头小毛驴拉着一辆大车驶下大坝，摇摇摆摆地走进草地间。车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赶车的丈夫是一个矮胖汉子，黑脸盘，暴眼珠子，一身黑衣服，活脱脱我们常钓的老头鱼。他牵着笼头走在车前，“驾驾喔喔吁吁”地来到草垛边停下大车，那满脸的皱纹和粗糙的手掌，告诉我这是一对闯关东的盲流。

在“插个木棍也能发芽”的北大荒，到处都有盲流的生活踪迹。我去过距糖厂4里远的山东屯，那里原本没有村落，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闯关东的老乡在泡子边建起几座干打垒小房。渐渐的，盲流们发现这里既有水源又离城市较近，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秋天割芦苇，冬天穿冰窟窿打鱼，夏天打羊草，割柳条编筐，也有人开点荒，靠种菜卖菜过日子。山东屯的卫生环境极差，低矮的房屋间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蚊子苍蝇“嗡嗡”乱飞。小孩子光着脏兮兮的身子在泥水里戏耍，自得其乐。村里人空闲时就聚在一起喝酒，耍酒疯打老婆。糖厂的家长不许孩子去山东屯玩，怕跟盲流学坏了……过去，市里每年组织人员清理山东屯，动员盲流们返回原籍，或出车辆送他们去嫩江对岸重新安置，开荒种地安家落户。市里清理过一次，用推土机推平村落，过不几天，小土房又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不待在老家，跑这么远的地方当盲流?

各种因素都有，山东地少人多，农村日子不好过，有些地方收成不好，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北大荒地大物博，荒无人烟，道路四通八达，随处可以落脚，稍微勤快点的人都能挣份口粮。山东人祖祖辈辈有闯关东的习惯，穷人都要来闯几年北大荒，挣点钱回家娶媳妇。再有的就复杂了，逃避包办婚姻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杀人放火的……才隐名埋姓到处流浪，四海为家……老头鱼看到有钓鱼人，马上觉得不对头，来来回回在6垛草堆旁转了几趟，查看篝火灰烬，脸色越来越阴沉。我先头并没有在意，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爬起来首要的任务打扫灰烬，整理草垛。老头鱼背朝着我们和装车的女人说些什么，语气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女人劝丈夫不要惹麻烦，他还是扛着草杈怒气冲冲朝我们走来：

“我说，小家伙们，太不像话啦!”

“怎么啦?”铁南回过头，眨着眼睛故作糊涂。

“烧点就行了呗……可……可糟蹋这么多捆草?”老头鱼皱着眉头琢磨着我们，走近几步，胡子拉碴的嘴角皱纹很深，似乎早就看穿了我们的鬼把戏。

“开玩笑，谁糟蹋你的草了，我们只用点草引柳条，你看看那草灰。”

“一点儿，20多捆呀……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铁南还没说完话，老头鱼气得哆嗦起来。“那是我一家人活命的钱!”

“少罗嗦，谁拿你的草找谁去。”春节不耐烦道。

我不得不佩服伙伴们消灭罪行的手段高明，一大早防患未然，搞得对方无证可据，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明明是你们烧的，还抵赖!”

“臭盲流，你唬谁?”彬子涨红着脸大喝。

母亲总教导我，“遇事退让三分，给人留个台阶，别把事做绝。”看得出这句话深深伤害了老头鱼，他十分吓人地揪住彬子衣领：

“小兔崽子……你说谁?”

“弟兄们，上!”

铁南一声喊叫，我们如狼似虎地围住老头鱼扭在一起。我个儿小，死死抱住一条大腿，准备动起手来狠狠咬他一口。我在彬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模仿他，喜欢他，想做他那样的孩子，其中也包括这一点——即使胆怯也永远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一次临阵胆怯，准遭伙伴们唾弃，没谁带你玩了。何况我屁股上有“屎”，是打入另册的狗崽子，不嫌弃你就烧高香。我很害怕，周身冰凉，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动手，装出勇敢的样子知恩图报。

“大伙都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刘小伙抱着胳膊劝道，我们知道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学生吃亏的。

“别……求求你们!”身后传来女人的乞求声，“孩子他爹，松手!”女人跑过来，不管不顾地把丈夫拖出包围圈。

老头鱼一下子扔掉草杈，气愤地跳起来，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刘小伙带着负疚的神情，掏出支香烟递过去：

“老乡，抽支烟，消消火。”

“孩子都欺负我们，”老头鱼慢慢抬起头，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抽动，恨恨地推开香烟。“是盲流……”

“就少说两句吧，谁让咱命苦……”女人低声下气转向我们，干枯的头发上粘满草屑，声音轻极了。“事儿已经没法挽回，俺们认啦。”她的话越说越慢，越来越不清楚了，之后撩起衣襟擦把眼角，拉起气鼓鼓的丈夫。老头鱼还想说点什么，什么也没说，攥着拳头哼了一声，愤懑地吐出口唾沫，好像嘴里掉进什么讨厌的东西，蹒蹒跚跚地走向大车。

我注意到，他蹲过的地方有两个深深的脚印，似坑。

彬子早就向我灌输过一套强者的理论，遇到情况一定要“野”，出手要快，要黑，你不降住对方，对方就会降住你。我初出茅庐，怎么都“野”不起来，倒有点做贼心虚的味道，心慌得不行。“我们确实烧了人家的草，这样做对吗?”老头鱼弄得我很不踏实，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我低下头，咬住嘴唇又抬起头，想再看他们一眼，却只看到背影……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说话，收拾鱼具准备回家了。刘小伙看一眼往大车上装草的老头鱼，若有所思。

当我们拎起盛鱼的网袋时，他低声吩咐：

“于艾平，从我的那份里拿两条鲶鱼。”

“干啥?”

“送给他们。”

“好的，我也想……”

“别说了，听老师的，快去。”

大车沿着车辙很深的路摇摇晃晃地驶去了，我一溜烟追过去，将鱼儿塞进女人手里，没等老头鱼说什么急忙返身跑回来。但送给他们的不是两条鱼，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一条，总共大大小小有6条鲶鱼……我感到非宣泄出自己的心情不可，即使伙伴们不想送鱼我也会随刘小伙一起送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反而充满了一种快乐，做了一件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为祝贺我第一次蹲宿儿，大家将那条名贵的鳌花分给了我。

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一章 拉 煤

一

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糖厂大院的榆树、杨树、柳树变得光秃秃的。一阵阵秋风扫过，聚起东一片西一片金黄色落叶。

那年的深秋季节一直持续到十一月，白土地的孩子又有新的乐趣了，纷纷踏着厚厚的落叶四下搜寻树油子，玩拉树油子的游戏。东北人说“树油子”，指落叶干枯的茎，撸去上面的叶子，踩在脚下搓了又搓，变得结实而又有韧性。整个秋天，每人手里都有一大把这玩意儿，晚饭之后，便聚在房头房尾，一双双一对对相互拉着树油子较劲儿。碰上根结实的谁也拉不断，小公羊顶架一样将着不动，除非力气大的孩子连人带树油子一齐拉过来。

养鱼池水凉了，鱼儿不咬钩，我们也不能游泳、钓鱼了，于是小伙伴们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糖厂学校响应市红卫兵总部号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春节和朋久天生有文艺细胞，一个吹笛子，一个拉二胡，他们和姐姐都成了文艺队队员，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跳那种拳打脚踢撸胳膊挽裤腿的舞蹈。春节和朋久吹奏起时兴的歌曲：“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姐姐和同学们载歌载舞，着实风光无限一阵子。一开始时候，看着还觉新鲜，后来总演那一套，不单我，所有人都腻了，闭着眼睛都能学出来……比如唱到“革命无罪”，姐姐跨出一个弓步，一个胳膊肘端在胸前，另一只手举在身后，昂首直视。唱到“造反有理”，姐姐双拳高举，立起脚尖怒目横眉。唱到“他是人民大救星”，姐姐伸出双臂手指前方，眼含热泪地眺望着什么。唱到“跟随毛主席奋勇前进”，大家一定群体造型：有高举红旗的，有造反的，有读红宝书的，有仰望大救星的……一天到晚吹吹拉拉唱唱跳跳，好玩是好玩，玩久了，我都替他们累得慌!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企业的孩子靠工厂长大，自然“工厂就是我的家，家里有啥我用啥”。彬子、铁南和明利挺务实，忙着在厂区找粗钢丝、方木头、防火锹把、大绳，趁人不注意拿回家，做耙子搂柴火。我见过彬子做耙子，他把方木锯成一长一短的两个木条，用烧红的电焊条各钻出8个孔，一根根钢丝穿进头一块短木条里，两根一组交叉穿进第二块长木条。8根钢丝都穿好，拿起钳子弯出一排钩钩，截齐，用大钉子把防火锹把钉在两根木条上，一把8齿耙子就做成了。我啧啧称赞他有“尿性”，长大准能做个好木匠，在我的吹捧下他当然有点飘飘然。很不幸，彬子的未来叫我一度言中，上山下乡后真在农场当上了小木匠!

我每天都去操场旁的大杨树下找树油子，裤兜装得满满的，但很失落。彬子不愿和我拉树油子，说这是穿开裆裤孩子玩的把戏，我只能“屈尊”和妹妹比赛。我把“贼好”的树油子分给妹妹，她还是一败再败，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个人都拉了过来，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不想让自己闲着，免得胡思乱想，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我有点烦妹妹了，她像只小麻雀，生性活泼，老叽叽喳喳纠缠着人，问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哥，为什么你总说‘贼多’，课本上可没这么组词造句呀?”

“少见多怪，孤陋寡闻，大家都这么说，我习惯了。”

“什么叫‘孤陋寡闻’?”

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恍惚在哪本书里看过这个成语，顺口用上，根本无法准确地解释词义。我摆摆手，想蒙混过关：

“去去去……我不对牛弹琴。”

“什么叫‘对牛弹琴’呀?”她仍旧穷追不舍，“哥，你爱看书，比我懂得多，给人家解释解释嘛。”

“就像对你这样的傻丫头，什么都不懂。”妹妹一夸奖喜我欢读书，心里美滋滋的，于是摆出老成的神态装模作样吼道。得想办法摆脱她，问个没完没了。“别再问我，问老师去!”

“老师都打倒了，我问谁去!”妹妹委屈地噘起小嘴，歪着脑袋，两手摊开。

我猛然想起，学校清理阶级队伍，中学停课了，小学也差不多停了，大部分教师都在排队过“筛子”，没有现实问题也得查查有无历史问题，借运动“洗洗澡”。我不能怨妹妹孤陋寡闻，连我也一个月没进教室门了!

其实东北人喜欢说“贼”，跟北京人喜欢说“特”一样，替代普通

话“非常、特别、更加”的意思。不熟悉方言的关内人到关外出差，听东北人张口闭口“贼来贼去”，吓得要命，还闹出个大笑话。有一个南方人头一回到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天就黑了，想找家旅馆明天再去办事。他找了一圈，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已没有床位，拎着旅行袋一路打听着向市里走去。

“请问前面有旅店么?”他问第一个当地人。

“贼多。”对方不在意地回答着，继续赶路。

他心里一惊，旅店贼多怎么能住?还是半信半疑地试探第二个人：

“前面有旅店么?”

“没错，”第二个人仍旧肯定，“贼多。”

目瞪口呆之后，他壮着胆子打听第三个人：

“前面的旅店真贼多么?”

“啊……贼多。你往前走就是了，没多远。”

南方人吓坏了，转身就往回跑，宁肯在火车站的连椅上坐一夜也不去旅馆住了。倒霉的是下半夜值勤的警察清理候车室，他因没有车票被清除出去，只得在火车站广场踱到天亮……搞得南方人哈欠连天，苦不堪言，办完事赶快登上南下的火车，说什么也不愿再来齐齐哈尔了。

二

虽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可把爷难住!”

我捡的树油子贼多，没有人愿意和我玩。

母亲不挨斗，暂时的风平浪静又使我恢复愉快的心情，我注意到后趟房的邻居郭士江，每天都猫在家里扎滚笼。老郭家有七个孩子，他最小，我叫他七哥。七哥的父亲在糖厂食堂卖饭票，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人的心地极为善良，待我和自己人一样，从没因走资派的狗崽子歧视过我。七哥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右手没发育好，平常总将手插在衣兜里。由于残疾，初中毕业也没找到工作……我不明白七哥怎么能用一只手扎出那么精致的滚笼!每年秋天，白土地的孩子都忙着扎滚笼，去西岗子打一种叫苏雀的鸟儿，逮回家养着玩。这种拳头大小的鸟儿非常可爱，有的脑门儿上竖起一撮羽毛，长着孔雀一样美丽的“凤头”;有的背上羽毛呈墨绿色，胸脯羽毛却鲜红似火;有的叫起来声音婉转悦耳，经常打出一串长长“嘟噜”。苏雀有点傻，喜欢成群结队寻找食物。只要你滚笼里的诱鸟发出呼唤，唱着歌儿欢迎新伙伴，其他鸟儿不管飞多高也会下来加入它们的群体。孩子们在小树林里挂出带谷穗的滚笼，准能逮住可爱的苏雀。碰巧了，说不定还能逮到它们中最出色的“凤头”、“红肚囊”和“嘟噜”呢。

苏雀好打，滚笼难做。

心灵手巧的孩子才能做出滚笼。

我每日里到七哥家看他扎滚笼，依样画葫芦，去菜社草垛偷回一堆高粱梢，挑出4根最长的放在烛火上烘烤，搭滚笼的框架。七哥的滚笼像一个大宝葫芦，我怎么也烤不出两边的弧形，不是折断高粱秆，就是七扭八歪……我研究过做滚笼的诀窍，关键在于上面“滚”和下面的“翻”，有没有弧形无所谓，索性设计成楼房状。简单多了，照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工艺品”!我按比例裁好长长短短的高粱秆，割出槽，卡在一起，用细铁丝绑结实。然后拆开我家的破竹门帘，削成两头尖的竹条，向母亲要些糊窗缝的牛皮纸条，涂上糨糊，一圈圈缠到高粱秆上，隔一指宽扎一个眼……下一道工序上竹条，竹条不够，我连母亲织毛衣的竹针都偷偷插到笼滚上，硌得手指节磨起个大泡……

那一段时间我忙坏了，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在大人眼里，这似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对孩子可是头等大事，孩子的欢乐就是母亲的欢乐，她晚上没事也来帮忙了。我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之中，除去七哥家“取经”，全身心都投入进去，足不出户。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秋天还没褪尽黄褐的颜色，树枝上挂着稀疏的残叶。早晨一出门，园子里的大白菜披上一层霜花。母亲要我挖一个菜窖储存白菜，却不收大葱，大葱不怕上冻，现吃现拔就行。糖厂的家家户户都有菜窖，唯独我家没有，过去经济宽裕不用储存秋菜，买点青菜就够了，现在母亲手头拮据，需要储存大量的秋菜过冬。我见过人家的地窖，像一个小小地下室，窖口盖着个木盖，窖顶是用檩子、芦苇和泥土铺就的。夏天顺着梯子爬下去避暑，是个避暑的好地方，阴凉极了。遗憾的是没有电灯，只有窖口透进的阳光斜立在那里，一到晚上小孩就不敢进去，太黑!

母亲不让我在院子挖地窖，只在厨房挖出一米的深坑铺上层木板就行了。

真没劲儿，我们什么都比不上邻居家，既没有菜窖又没有大草垛。彬子家院里一年到头总有个高高的草垛，仿佛永远也烧不完。厨房都有一大一小两口水缸，大的腌酸菜，小的下豆瓣酱。我家是山东人，到东北多年仍保持山东人的习惯不吃酸菜。但环境会感染一个人，你不去接受，它也会慢慢改变你的。我特别喜欢吃“渍菜粉”和“汆白肉”，专吃那口酸溜溜味儿。我在彬子家生吃过酸菜心，够刺激。寒冬腊月，挽起袖口将手伸进带冰碴的酸菜缸里，拨开浮在上面的一层白泡沫，嘶嘶哈哈地捞出一棵酸菜，扒去菜帮，光剩下稀溜溜的菜心，洗都不洗地大口小口吃下去(洗干净没纯正的酸味儿了)。像吃冻梨，从嗓眼一直凉到肚脐眼儿，差点没酸倒牙齿，下次还吃。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别人家一样腌酸菜，做大酱?她说从来没做过，不会。咦，什么话，不会就学嘛，窍门满天飞，就看你追不追。你怎么教导我的——人要学到老，干到老。

我认真地仰起脸说：

“妈，你还年轻，我相信什么都难不住你，没见我扎滚笼，天天去七哥那儿学习么。”

“小兔崽子，还轮不到你教育老子!”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变泼辣了，过去从没听她骂人，不服气地想：“我是小兔崽子，那么你就是个老母兔子了!”

三

国庆节过后不久，母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煤建公司买煤。

往年家里都出钱雇毛驴车，请人把煤送到家门口卸下再走，现在出不起这笔钱了。我开始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寡妇独自撑起家庭的生活何等沉重。为了孩子，母亲石头一样顽强，不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天大的事自己顶着，只有眼睛偶尔闪露出不安的神情。

煤建公司在市里群英楼附近，从南市郊抄近路至少十多里远，有壮男人的人家两口子一起去买煤，回来尚筋疲力尽。我至今也无法想象每年秋天，孤儿寡母哪来的力气将整整一车子煤拉回家。星期天，母亲一大早就叫起我来，她拉着手推车，我坐在车上，好节省体力回来的路上用。走出糖厂东大门，冷冷清清的马路碰不到一个行人。我打着瞌睡，晕晕乎乎睁不开眼睛，埋怨母亲不让多睡一会儿，连饭都没吃……车子拉得一点都不熟练，笨重的铁架子空车一头沉，母亲怕我迷糊过去掉在地上，坚持我坐在前面，这样一来必须始终抬着车把。车子不听使唤，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走几步调整一下方向，人没到南市郊就冒汗了。在南市郊，我们买了一碗豆腐脑和两根油条作早餐，母亲没吃豆腐脑，匆匆咽下一根油条又上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急急火火往市里赶?但不再困了，让她歇歇脚：

“妈，我撑得肚子难受。”

“没出息，拉泡屎就好了。”母亲脚步不停。

“我拉不出来。”

“怎么办?”

“妈，我拉会儿车，消消食。

母亲犹豫一下，同意了。我吩咐她坐在后厢板前，拉起车把一溜

小跑。

“别跑，当心前面的车……”母亲感叹，“你怎么比我拉得好?”

“你过去没拉过车?”

“在老家拉过，不过是独轮小推车。”

“怎么是拉?”

“是拉，你姥姥往地里送粪，架着车把推，我走在车前头，肩膀背着绳子使劲儿拉。”

我放慢脚步，沾沾自喜，母亲没拉过新式手推车，小子比老子技术高明多了!每年秋天，我都帮彬子家运秋菜，没想到派上用场。大约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赶到煤建公司。太阳升得不高，我惊讶地看到门口排起一溜手推车、毛驴车、三轮车和大卡车，身后又陆续赶来不少车辆，大家都是提前开票预定星期天来拉煤的。母亲装好车厢板，叮嘱进去挑大块煤装，煤面不好烧……说话之间打开大门，车辆一拥而上，队形乱了套，人们争先恐后往里跑去，有几辆车挤在门口，谁也不肯礼让一步。“快，上车。”母亲拉起我，随着车流涌进院里快步跑向2号铁道线。我明白为什么着急赶路了，必须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的煤垛装车，抢到前面才能拣到滚落垛底的煤块，排在后面只好装煤面了。我们来到2号铁道线，所有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锹撮，用手捡，不是在装而是在抢……

我们总算挤近垛边了，周围一片煤块飞扬，铁锹起落，都不抬头地拼命装车。母亲很吃亏，男人都使大板锹，我们带的是尖头锹，一下子撮不起多少煤块，我没有工具只能捡，速度极慢。垛边上的大块转眼间被男人们抢光，母亲无奈，扒拉着挑起小碎块。我有了主意，趁她闷头装车时爬上高高的垛顶，专挑大煤块往垛下扔去。

“下来，艾平……别淘气。”母亲抬起头喊。

“妈，上边净大块……没事。”

管理人员是不准大人上垛的，见我们娘俩势单力孤，又是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我在上面得天独厚搬动大块往下滚，母亲不用锹了，一块一块往车上抱就装满车厢。我立了大功，比大人还能干，美中不足煤垛塌了，屁股蹭着煤流滚了下去。母亲张开双臂却没接住我，墩在一块煤上硌得腚沟子疼!脸上、手上全黑了，母亲上上下下拍打着煤粉说：“真像个‘小鬼’!”

“够重的!”我感叹战果，竟满满上尖一车。

“一冬天呢……够烧就不错!”

“这么远，拉得动么?妈妈。”

“没事，你是我们家的小男子汉。”母亲微笑着朝我伸出一只大拇指，打气道。“开车吧，‘司机’。”

“没问题，看我的!”我也伸出大拇指顶过去，鼓起腮帮。“嘟噜噜——嘟嘟噜噜——”

“开车。”

“走喽。”

中午时分，我们离开煤建公司大院，像抢一样地奋力装车消耗掉大部分体力，回家的路上就不再轻松了。一早一晚天气凉，穿秋衣秋裤仍觉寒气袭人，正午的太阳却很毒辣，热浪滚滚扑面。母亲在前面低头拉车，我在后面用力推着，车轮沉重转动着，明显地越走越慢。

母亲汗流满面地回过头，装出轻松的样子说：

“慢慢走，不着急，悠着点，孩子。”

“你怕我累着吧……”

“别颠撒煤，可惜了。”

“行，妈。”我同样汗流浃背，但坚持下去。

我一路走，一路脱下秋衣搭在车厢板上，光着上身推车，豆大的汗珠不断掉在柏油路上，“啪啪”直响。行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对着我们的背影看半天，一定在心里问：“他家的男人哪里去了?一个女人和小孩干这么重的活!”走到南市郊，母亲停下来，在一家小饭店买回4个烧饼，自己吃一个，喝下一大碗凉水。我趴在水龙头下洗洗手，一气吞下3个烧饼。上路前，要了根绳拴在车上拉“帮套”，这样就不用老弯着腰走。大路一直朝前，偶尔有段下坡路还好走些。母亲的汗水由脸上流到胸口，紧紧裹在脊背上的衣服湿透一大片。怕累坏我，随走随叮嘱：“别逞强，孩子，累了就说一声。”绳子勒得肩头火烧火燎，我们走一段歇一会儿，车子拉进糖厂东大门，母亲停下来说：“要到家啦!”摘下工作帽擦汗，竟忘记了掩藏自己的“鬼头”。

四

前面那一段路更要命。

从东大门到制糖车间之间有一条铁道专用线，必须爬上那100米的上坡。绳子使不上劲儿，我回到后面推车。母亲压下车把，身子俯成弓形拉起煤车，我伸直胳膊足蹬地面，几乎是趴着推起煤车。车子艰难地向上坡走去，尽管比老牛爬得还慢，还是越来越接近铁道专用线……距坡顶十多米处坡度陡直，人气喘咻咻，脚底打滑了，车轮也原地踏步似地不再转动。“加油啊，艾平!”母亲头也不回地嚷嚷。我换个姿势，用肩膀顶住后车厢板，也跟着喊：“一，二，三……”车子颤动了一下，肩上顿感异样轻松，没走反倒退了。母亲大叫：“加油……加把劲儿啊!”车子还是缓缓滑去，双脚同时向后拖去，鞋底在路面划出两道白印。顶不住了，我一屁股坐下，后车厢板底部“轰”地一声跌落下去，车把高射炮一样戳向天空，煤撒了一地，母亲整个人都高高地吊在车把上面!

我慌忙爬起来跑到前面，和母亲奋力压下车把稳住车子。虽然只差十几步爬上顶端，一个孩子都看得出来，单凭我们孤儿寡母，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一整吨煤车推上坡的!

母亲吩咐我用砖头垫住车轮，等有人路过时帮一把。

事与愿违，偶尔过路的职工家属唯恐避之不及，母亲刚要张口，对方或目光转向别处，或低头匆匆走去，根本没看见需要帮助似的。母亲难过地摇了摇头：“艾平，再坚持一下……靠自己吧!”没走两步，仅仅两步，又失败了，幸亏我及时垫上车轮，才止住滑行。“妈……我没力气……不行!”我带着哭腔大口喘息，走平道已勉为其难，何况这里的坡度又极陡!母亲慢慢回过头来，眯起眼睛，眼圈红红的要流泪了。她沉默片刻，想了又想，用袖口擦擦眼睛，放下车把独自走过铁道线……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心里好难过，恨不能一下子变成神话中的大力士，把车推过陡坡……可我是个人小力微的孩子，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母亲找来一抱砖头，摆在路面，要我隔一步垫上两块，一步一垫一点一点将车子垫到高处。“准备，一、二、三。”母亲使出最后的力气拉动车子。车把向左一拧，我迅速垫上右面的车轮，车把向右一拧，我迅速垫上左边的车轮。车子每爬上一步，母亲每挪动一步，我都跟着节奏垫上砖头，一会儿跑到车子左边，一会儿跑到车子右边……等把车子“垫”上铁道，母亲一下趴在车厢板上，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老长一段时间都不动弹。

母亲抬起眼睛朝我勉强微笑，水洗似的脸颊都白了。

我扭过脸去，久久不回头。

我不忍心看她，不忍心看她，身后留下的那两串砖头，莫不是我们流出的两行长泪……

第二章 我对那一代人不可思

一

要问在东北，什么时候最难熬?

特别对一位寡妇，我肯定回答是冬天。

凛冽的寒风刮起来，气温每天都在下降，糖厂大院的铁丝网外满目凄凉。菜社家家户户都在“赶秋头”，收割完庄稼，储存好秋菜，拉回整车忽忽悠悠的苞米秸、高粱杆，烧起火墙大炕，一家人足不出户地“猫冬”了。城市居民不那么简单，同样要准备取暖的煤和引火的草，储存过冬的秋菜。糖厂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除了上下班，生活的习惯和郊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腌酸菜，下大酱，养鸡、鸭、羊、狗、兔子，院子里有菜窖和草垛。会过日子的人为了省钱，一般做饭、烧炕都烧柴火，尽量少买煤和木柴。休息的时候就去菜社“扫秋尾”，骑着自行车遛土豆、捡菜叶，准备猪呀鸡呀冬天吃的东西。若家长腾不出工夫搂草打柴，这样的活计就会落在家里大一点的男孩子身上。

白土地的家长，很少给孩子灌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理想。心里都明镜似的，那是放空炮，不能当饭吃，正像毛泽东诗词里写的：“不须放屁。”老师说的肯定是违心话，自己没去过外国，怎么知道外国人生活什么样子?他放的空炮连学生都将信将疑，家长们更当耳旁风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命八尺求不得一丈。孩子没病没灾，别变成流氓歹徒杀人放火，算祖上积了阴德。若替大人分担点家务活，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街坊邻居会赞不绝口：“你看老谁家的孩子多能干，快赶上他爸啦!”至于文化，白土地人从没费过脑筋，长得膀大腰圆不受欺负，找个好工作是最大的理想。如今造反派都以大老粗自居，没文化为荣，到处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读大半辈子书还得戴高帽游街，挨批挨揍，一个顶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照样吃得饱喝得足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彬子和铁南他们没时间玩耍，每天拿着耙子和大绳去江边搂草，比赛如何吃苦耐劳，从初秋一直搂到秋末。我还不懂得搂草的重要，生活的艰难，觉得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文化大革命没开始前，春秋天傍晚大人们都出来散步，年轻职工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还能在场边看看消磨时间。碰到球滚出场外兴冲冲地跑过去踢上一脚，或者双手做“端尿盆”状投个篮……一开展运动全没戏了，好像体育运动也是“封、资、修”现象，人们只能一心一意投身于革命大批判，反之就是游离于革命队伍的落后分子。

糖厂大院内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变，没人散步，没人跑步，没人打球，连坐在街头闲聊天、下棋来打发日子的人都没有了。大都像我母亲一样憋在家里无声无息，很少外出走动。过去熟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吃了没有?”对方会说吃了或者没吃。现在遇见张口闭口“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不管你是什么人，造反派都要求必须加入到大批判、大揭发和大检举的行列中来，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到彻底破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要小心翼翼地相互防备，只能把真话留在肚子里，满嘴说假话……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哪句话说走了嘴，说不定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贴出大字报。轻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重则揪出示众打入鬼队劳动改造。总之，人人自危，防不胜防，就连我这个贪玩的孩子都活得真累。我感到孤单，前所未有的孤单，一点没有心情，再说我也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

冬天很快就要来临，我忙着和母亲往家运木柴和秋菜。100公斤木柴没难着我们，娘俩轻松地就从木材公司运回来。分秋菜时倒难得够呛，造反派也要用手推车，理所当然轮不到我们。母亲无法借到手推车，只得领着3个孩子把秋菜背回家。

糖厂准备开机了，铁道专用线上开来一列列货车，卸下大批甜菜疙瘩。夏天的菜地复原成甜菜储存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像长城一样堆满铁道两旁。我们全家人总动员，拿着麻袋、口袋和土篮穿过甜菜垛去背秋菜。制糖车间的铁道线旁挤满领秋菜的职工家属，人们从一节节火车皮里卸下大堆的土豆、白菜、大萝卜、胡萝卜、大葱。秋菜是预订的，职工家属按人头分，每人土豆500公斤，白菜200公斤，胡萝卜50公斤。你家不够吃，也可以从外面买，厂里不管。我们家有自种的白菜、大葱，只预订少量的土豆和大萝卜过冬。

对我来说，运秋菜是个苦差事，500公斤土豆，400公斤大萝卜，足足搬运了一个下午。母亲扛起半麻袋土豆走在前面，我扛大半面袋萝卜紧随其后，姐姐拐着土篮亦步亦趋，妹妹留下看堆。众目睽睽之下，一家人走马灯似地来回穿梭。流点汗不算什么，但我在男孩子的眼光里看出鄙夷，于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关键我像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一样，一举一动都和女人在一起，是个“名副其实的党代表”，绝对自惭形秽。我想姐姐要是个男孩该多好，我有个哥哥，别的孩子就不会再讥笑我整天混在女人堆里，也好有干活和玩的伙伴。可惜哥哥不在身边……

那时我还不懂得，即使同父异母哥哥在身边，他们也会因为母亲而远离我……

二

糖厂学校第二批串联的红卫兵三三两两地返回来了，大院内再次掀起革命的狂澜。

据说他们回来的原因是中央发现全国的经济危在旦夕，各基层单位再也无法应付白乘车、白吃、白住、白玩的压力。向大串联的红卫兵发出呼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高年级的同学发牢骚：“按照原计划，我们才逛一半地方，还没玩够呢!”觉得大亏特亏，后悔没像第一批出去的人那样抓紧时机捡个大便宜。我暗暗高兴：“活该倒霉，人心不足蛇吞象，像我这样的孩子连出去都不可能，跟谁发牢骚去!”事实证明我高兴错了，最好他们永远串联，永远在外面游山逛水，起码我们少受点折磨……第二批串联回来的红卫兵比第一批神气，男女生头顶的“军帽”上多了颗自制的红五星，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也明显增大，明显精美。这些像章花样繁多，它们不像头一批纪念章那样形状单一，又不那么“土气”。第二批纪念章长的方的扁的三角的什么形状都有，不单有铝的，还有陶瓷的，小的像纽扣，大的如茶盘。更令我羡慕的是，有的同学每去一个地方都带回一枚纪念章。有韶山纪念，上海“一大”纪念，“南昌起义”纪念，“遵义会议”纪念，“万里长征”纪念，天安门纪念……我特别喜欢那枚“南湖红船”陶瓷纪念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艘红船在乘风破浪前进，毛主席掐腰站在船头，领导中国历史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枚纪念章白里透明，夜晚竟还闪闪发光，真是神奇极啦!

让我有幸欣赏纪念章的朋久，指着毛主席画像考我：

“他是什么人?”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

我不假思索道，报纸广播里除这个没有别的，耳朵都快磨出老茧了，还能答不上来么。

“不对。”

“我忘了……还有伟大的统帅。”

“还有呢?”他有点不耐烦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卫兵总司令。”

“笨蛋。”

“我……我……”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再想出什么。

“你什么你……说你是个狗崽子，真是狗崽子……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啊!”

我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惊非同小可，愣愣地瞅朋久半天。于是他走了，不想再说下去。按照常理世界之大，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生活中也常有事与愿违的情况。我还是惊讶不已，苦恼不堪，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我不敢轻易和别的孩子玩了，几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孩子们总是以挑衅的目光盯着我，动不动就提醒我的身份，压制我所追求的自由，否定我要求成长的正常愿望，对我的自尊是莫大的打击。我必须具备极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性格，才能战胜被抛弃、被孤立、被冷漠、被歧视的生活，否则早该垮掉了。

“你呀，于瘦子，”有些人眼睛瞧着天上，半开玩笑地说。“是个红皮萝卜，外红里白，糠的!”

“你恰恰说错了，”我小心翼翼地玩起幽默，那装出的微笑比哭还难看。“我呀，是个白皮萝卜，皮白心红，脆的。”

微笑的脸颊沉下来，对方恼了：

“一边去吧，你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狗崽子!”

依我过去的性子，准会面红耳赤地争论一番，现在只能保持沉默。我要反驳：“你才是狗崽子呢!”立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成为众矢之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尝到这方面的不愉快……朋久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生怕揭发我连毛主席是大救星都不知道，终日惶惶然。他事后又笑嘻嘻的不记前嫌，这当然是句玩笑话。我还是觉得自己真笨，天天唱“东方红”，怎么把这句最重要的话忘了?“他为我们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也虔诚地相信这一点，觉得毛主席真像“东方红”唱得那样是星辰，要不他的像章怎么会夜里熠熠生辉呢?转过来一想又觉困惑。“他为我们谋幸福”，“我们”是谁?有我和母亲么?她失去丈夫，活得艰难，我处处受牵连和歧视，连红卫兵都入不了。既然是大救星就快快解救我的母亲，别让她再戴高帽挨揍了!”我痛苦地思索着，竭力说服自己事情不是这样，是不是自己弄错了?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内心感受绝对骗不了自己，大救星非但不解救我们，还让我们日夜不得安宁。

三

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学回来的第一个经验：向毛主席“敬献忠心”。他们用铁板制成一个一间平房大的“忠”字，竖立在糖厂东大门上，表明全厂学生、职工无限忠于毛主席。

几天之内，办公室的门上、窗上、办公桌上，无不贴满大大小小的忠字，就连楼房墙壁上也用红油漆刷满忠字。大院里的家家户户竞相效仿，唯恐视为落后分子，用红纸剪成的忠心或忠字，像窗花一样贴满屋里屋外的窗户，甚至衣服上也绣上忠心。唯有走资派的家里不许贴忠字，必须在大门贴上一颗黑心，表明你是阶级敌人。若不主动给自己贴上黑心，造反派就会给你家门板贴上黑心。这算什么，一点道理不讲，我没黑心呀!我想出个抵制的办法，在门上贴一幅毛主席画像，这下子治住了他们，谁也不敢胆大包天在领袖周围贴黑心，否则就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些走资派家的孩子也效法我，搞得来贴黑心的人憋气加窝火，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灰溜溜走人。

然而好景不长。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大权在握，绝不甘心栽在我的小聪明里。他们马上想出报复的办法。紧急集合起鬼队，勒令走资派们胸前背后缝块白布，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用毛笔画上黑心，无论家里家外都不准摘下。这一招儿够绝的，牛鬼蛇神统统变成牵线木偶，找块白布画上黑心戴在胸前背后。我为母亲难过，她做了两颗黑心，像扑克牌上的黑桃皇后一样别在胸前背后。出去打扫厕所时，红卫兵仍觉得黑心太小，痛打她一顿，将整个后背都用墨水画成黑心。美其名曰：“这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扒了你孙志刚的皮，认出你的骨头，走哪儿都跑不了!”

久而久之，母亲戴着黑心上下班也无所谓了，很多人指指点点，她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虱子多了不咬，债务多了不愁!”母亲自嘲道。习惯成自然，就像打扫厕所，久闻不知其臭了。我脸上讪讪的，母亲你哪怕暂时躲一阵子也好，何必硬挺着。但是母亲从没想到过逃跑，也可能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我在她的脸上找不到一点生气的模样，真不知道她是神经麻木还是没了感觉?我想不出来，只觉内心里难受、窝囊。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造反派卸磨杀驴，那么令人心寒齿冷，你却没想像梁师傅那样一走了之?

母亲沉默了很久，给我一个终生都悲哀的答案。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解放区的地，你往哪儿跑?”她说，“走资派不是资本家，家里一点底子都没有，我们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除了打仗没别的本事。再说我们岁数大了，谁愿意找麻烦，就是跑，也没有年轻人的闯劲儿了，一切重头开始谈何容易，要是那样的话，靠什么活命?不管怎么苦苦熬着，国家还发一份糊口的工资，养活你们3个孩子……从那时我就发狠，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再不能让你们当‘万金油’干部，说什么也得学门活命的手艺!”

我知道“万金油”是一种抹上去凉飕飕的药膏，头疼脑热，蚊虫叮咬什么病都治，什么病也治不了。问：

“那你怎么能当学校支部书记呢?”

“党让我干啥就干啥，‘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谁不会。”

“没那么简单吧，”我认为母亲是误人子弟，“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我们是基层管理干部，”母亲认真地说，“当初土八路接管城市，哪来那么多人才，大部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吓跑了，共产党只能挖掘自己的潜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就算有点文化的党员，是师范毕业生，不管怎么说，你打下政权也不会拱手交给别人……”

母亲的解释不无道理，在那个年代，因为潜在的求生本能，谁都不想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一辈子养成的服从作风根深蒂固，除了一声不吭俯首屈服，没一点办法……但造反派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母亲你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大杖则走?起码弃学也不失权宜之计。我没有工资，凭什么也和你一样硬硬挺着挨批挨斗?这又是谁让你“上传下达”的?

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真不可思议!

四

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心脏的跳动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

无论糖厂的造反派还是走资派，都时刻关注着北京的声音，揣度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很明显，造反派和走资派希望的中央精神大相径庭。

特别那些刚刚掌权的头头，无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越久越好，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砸烂了过去的权力机构，让走资派声名狼藉，其实内心也都在打鼓，害怕有朝一日走资派翻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所以干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上面一有精神就兴风作浪。走资派们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有最新指示发表，虽不许乱说乱动，还是偷偷地奔走相告，希望能导致某种转机，工作生活恢复正常，鼓励对方和自己千万挺住。他们都坚信共产党的天下乱不了，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害人到头来必害自己。”

母亲之所以忍辱负重，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支撑自己，任造反派摧残折磨。她坚信不管什么事情都有终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和其他运动一样不出一年便会结束，一阵狂风骤雨滚过便是风和日丽，她很快就能站起来说真话。“要知道，有许多走资派的处境还要糟糕。”她说，“咱们至少还发工资，有粗茶淡饭吃，有遮风挡雨的窝住……好比前面的人骑马，咱们骑驴，回头看看还有光脚走的……知足者常乐!”

我听完愈发糊涂了，母亲你已经被整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还有什么可乐的呢?

北京传来的消息令造反派扬眉吐气，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大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舆论，乱中夺权，乱中取胜，最终“乱了敌人，好了我们”!母亲的神情愈发茫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何止是茫然，已经变成深深的忧伤。继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等人之后，又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揪出来。阶级斗争不断升温，一片昏天黑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跃成为国家副主席，军队副统帅。在各级造反大会上，由原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到现在的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又播出新内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一举将旧17年统治文化领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撵下舞台，亮出“文革”胜利的伟大成果。她亲手抓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龙江颂》《沂蒙颂》。广播里除了播新闻和转播现场批判大会实况，差不多天天放样板戏唱段。一时间，糖厂的职工家属都成了传播新生事物的干将，大人孩子都能唱几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当然也不例外，也能哼哼几句：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第三章 早请示，晚汇报

一

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带回来的第二个经验：干部职工，牛鬼蛇神，男女老少都必须早请示，晚汇报。

早晨一上班，工人在车间，干部在办公室，集体排列在毛主席画像前，手举语录本毕恭毕敬地3鞠躬，齐声放开嗓子：“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才开始个人早请示，只有向组织说清自己，才轻松坦然。比如有个人事科的干部请示：“最高指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主席，我今天去哈尔滨出差，到军事工程学院招两个大学生，您要是同意我就赶火车去。”他深深鞠了个躬，等别人都请示完才敢动地方，其实他着急赶火车，巴不得顶礼膜拜仪式快点结束。你要是个工人，就简单多了，比如一个管工说：“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有根管子漏了，我去换根新的。”车间主任接着说：“最高指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主席，让他快去吧，为革命节省每一滴水。”那个管工获得解脱，急急忙忙走人了。

牛鬼蛇神们由厂党委书记冯燕川领头，集中在俱乐部门前早请示。冯叔叔比一般人高半个脑袋，是羊群中的骆驼。随着他一声：“开始吧。”大家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齐刷刷撅成“喷气”式，身体弯成一排弓，向毛主席画像请罪，自报家门，格外虔诚。黑帮分子们总结出经验，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最后总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结尾，端起屎盆子往头上扣也脸不变色心不跳。大家都在自己欺骗自己，讨好造反派，说不定看守满意了，心血来潮分配他去干点轻活，一天之内平安无事。轮到母亲早请示，她一副卑顺的样子，说：“最高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我叫孙志刚，是子弟学校的走资派。我有罪，执行了旧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我一定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职工干部的早请示是有组织的活动，按上班的钟点进行，比较正规。麻烦的是我们这些散兵游勇，老的老小的小不大好召集。一大早，家属革委会的老娘们儿就挨家挨户地隔着院墙喊：“早请示喽，早请示喽。”于是，老人相互搀扶着走出家门，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出家门，不是出于自觉，而是迫不得已。大家走上街头打着招呼：“运动啦!运动啦!”几趟房的家属集合在一所房头前，男女老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地列成一排，躲在阴影里摆出副庄严的样子，把语录本握在胸前开始面壁早请示了。墙壁上没有毛主席像，每个人，包括我只凭想象请示。孩子们是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主力军，喊出的声音分外整齐响亮，老人则呜里呜噜地嘎巴着嘴，天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轮到个人早请示时就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了。

我随便列举造反派头头斜眼一家人早请示的内容，看多么的令人啼笑皆非。

“最高指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你可给俺做主啊……”斜眼的母亲倒拿着语录本，胸前别着4枚像章，一本正经说。“我儿媳妇那个小狐狸精，就知道迷惑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老婆忘了娘!你说他们昨儿晚上是个东西么……两口子躲在被窝里偷着吃煮鸡蛋，我一生气，上去就把被子掀了……”

“最高指示：‘不须放屁。’”身旁的人唯恐老太太说得难堪，劝阻道。“行啦行啦。”

“俺还没说完呢，说啥也要毛主席评评理儿，从鸡腚眼子抠出个蛋容易么……谁家不换点油盐酱醋补贴日子，俺都舍不得吃!”老太太往地上吐口唾沫，生气地补上一句。“呸，那小骚货凭什么偷着吃?”

斜眼的小儿子用手捂着眼睛“呜呜”哭起来：

“最高指示：‘冻死苍蝇未足奇。’毛主席，我爸欺负我妈……晚上我被尿憋醒打开了灯，看见我爸骑着我妈使劲儿压……我去拉他下来，我妈却说：‘杂种操的，快关灯，快关灯’……”

我不懂“快关灯”什么意思，大人都板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把一场庄严的仪式搞得稀里哗拉，太不严肃了，简直在演闹剧。使我难过的是孩子认为正确的做法大人不以为然，偏偏他们的一切做法都和孩子不一样。我非常看重这个机会，平常没有哪个大人注意一个孩子说些什么，也不会有听众。这里就不同了，没请示完谁都不敢动地方，“忠不忠，看行动。”你连早请示晚汇报都迟到早退又忠在哪里呢?轮到我请示的时候不吐不快：“最高指示：‘有错必纠，有反必肃。’毛主席，我向您保证，一句假话都没有，全是真的。我爸爸妈妈是好人，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从没反对过您……可他们却成了走资派，求您救救我们，不要再斗我妈妈啦!”

周围的老人孩子一片默然，斜眼的老婆“哼”了一声。

我才不管她呢，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那是她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二

做晚饭时，母亲知道我早请示时说了真话，有些忐忑不安。她用旧报纸引着炉火，婉转地说：

“孩子，你讲话可要注意，有些话最好不说……”

“你说什么，妈，为什么?我错了?”

“你没错……有些大人们知道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你年纪小，现在不到说话的时候……”

“他们不让你说，我说。”我固执己见，喊叫起来。“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谁也管不着!”

“看这孩子，叫啥，有话不会好好说么。”母亲以奇怪的眼光看我一眼，冷静地说。“打就打死犟嘴的，淹就淹死会水的，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

“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不听，为什么要说假话?”

“对你来说，固执不是一种好性格，犟眼子人也没有好下场。”

“妈你烦不烦，一磨叨就没完，耳朵眼都磨出茧子了……你想让我咋办?”

“随大流儿，别人说什么你说什么……妈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听妈的没错，凡是可以告诉的事情，我都讲给你听，妈不会让你吃眼前亏的。”

“妈，你坦白从宽……你和爸爸真反过党么?就告诉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现在按捺不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怎么会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可以说我们与心无愧……”母亲迎着我的目光盯着我，“我和你爸爸都是共产党员，打鬼子时就从没掉过队，一辈子没干违背良心的事，这一点我拍胸脯保证。”

“那我更要说，理直气壮地说，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给我闭嘴，至少现在不许说。”

“妈你不要压迫人，要不我也造你的反。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有理。’你敢不听毛主席的话么?”

“这孩子……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妈，你别生气，嘿嘿……我闹着玩呢。”

母亲抿着嘴唇沉默了，目光里充满忧郁和担心，要想讲清不是道理的道理，非常困难。她知道我像毛驴子，得顺毛摩挲，好言好语怎么都行，戗着毛就尥蹶子。这也是她多年教育的结果，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就这么个脾气，就倔，照东北人讥讽“认死理”的俏皮话：是山东省倔县杠子头镇顶死牛村的横毛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母亲的话我没听进去多少，其中的含义更没有领会，她总是考虑问题的两方面，而我只考虑一方面。话说回来，我没觉得说几句真话有问题，何况我对。母亲也无法驳倒自己，很难让我一下子变成善于说谎的孩子。

三

吃过晚饭，外面又有家属革委会的老娘们儿喊：

“晚汇报喽，晚汇报喽!”

这回是家家户户全体出动，每一趟房的职工干部家属，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在各自的房头。一个靠墙摆着的凳子上放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大家列队面对小小的画像重复早晨那一套宗教仪式，汇报一天的工作生活。母亲紧紧挨在我身旁，打心眼里虔诚地向毛主席认罪，汇报她一天打扫多少女厕所，消灭多少苍蝇。轮到我汇报，母亲的目光中透着惊骇和乞求。我推了一把示意注意场合。我有逆反心理，明知斜眼全家人都在身旁，照样希望毛主席解救我们……斜眼果然向厂里汇报孙志刚教唆孩子鸣冤叫屈，妄图翻于渭生的案，母亲都用回家一定严加管教的办法搪塞他们。而我一向把她的管教当耳旁风，认为人总是自寻烦恼，何必为这点小事认真……

晚汇报过后，俱乐部的大喇叭发出通知，全家属区的人都上操场集合，学习红卫兵带回来的第三个经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太阳刚刚往下落，街上的阴影变成深色。我们一家人跟着大家乱哄哄地来到俱乐部旁，偌大的操场上聚集着大院全部的住户，至少八九百人。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站在水泥检阅台上，指挥大家按体操队形散开。列好的队形一下子乱了套，犹如一盘散沙四下流淌，乱成了一锅粥。女教师应该事先想到职工和学生受过训练，能按指令行事，老人和学龄前的孩子就没那么听指挥了。老头老太太不知所措跟着乱走，小孩子们在人群里乱钻乱跑。“注意，请同志们注意，这是一次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女教师高昂的声调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大人扯住自己的孩子，家属领着老人，总算排好了体操队形。女教师接着提出，她领舞，下面人跳。大喇叭放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全体人员跟着旋律唱起来，跳起来。

我看过姐姐的文艺队跳舞，还能生硬地模仿几下滥竽充数。唱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仰望远方，那一定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然后双手抱个大西瓜一样捧在胸前，表示心中有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唱到“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还好对付，先将手掌放在胸口上微微翕动嘴唇，再双手一摊大张嘴巴无声地吼叫表示热情奔放。等唱到结尾的高潮就不好学也不好跳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台上领舞的女教师教起高难度的舞蹈语言，同时抬起右手和左脚画个圈，又斜着身子换作左脚和右手画圈。像轮番跳着够葡萄架上的葡萄，那葡萄没成熟一点都不好摘，或者怨摘葡萄的人个子太矮，只得能跳多高就多高，够到一串是一串。最后的舞姿更要命，一连几次表现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双手高举着语录连蹦带跳欢呼雀跃，难度太大。我实在够不着那串葡萄，索性就说那葡萄是酸的，耍赖看其他人怎么跳着够的。

操场上热闹至极，简直像群魔乱舞。

姐姐反应快，举手投足得心应手，她每天上街演出的节目比跳忠字舞复杂得多，难不倒她。平心而论，姐姐的舞姿比领舞的女教师出色，有如行云流水，婀娜多姿。想必妹妹因为有个同台表演的机会很高兴，这是她最出风头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模仿着姐姐跳得十分认真。我的母亲年轻时跳过舞，演过八路军组织的“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等老掉牙的节目。现在跟不上新形势，一招一式怎么都像扭大秧歌。她不敢停下来看热闹，努力跟女儿学习舞蹈动作，生怕人家说她不老实。可是她“够葡萄”时使错劲儿，手和脚一齐跳顺了拐，姿势非常滑稽，跳起右腿时右手伸出去，换作左腿时左手又扬起来，叫人忍俊不禁。我扮了个鬼脸，笑着说：

“妈，顺拐啦!”

“嘘……”母亲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要求，直丢眼色不许我笑。“跳，随大流。”

姐姐看不过，笑着提醒母亲：

“妈，你看你自己呀!”

“怎么啦……笑什么?”母亲小声说，“这是严肃的政治场合，跳、跳。”

妹妹笑着大声说：

“妈，你跳错了，错了!”

“哦，是不对，”母亲总算反应过来，发现自己跳顺拐了。“妈跟不上形势，落伍了。”也憋不住无声地笑了。

我转向其他人，抱着肚子弯下腰，差点没乐破肚子。

整个操场上，像放电影慢镜头似的，八九百人姿势各异，形态万千。牛鬼蛇神夹杂在家人堆里跳得最为诚惶诚恐，人高马大的冯叔叔像正在修理葡萄架，忙上忙下手脚不停，唯恐哪根竿子不小心落下来砸着周围人的脑袋。造反派头头斜眼跳得最为机警神气，他的眼睛各望一边监视着有没有人偷吃葡萄，还不断地够下一串葡萄放进嘴里尝着，可是却酸得摇头晃脑。一般人跳得就更蹊跷了，和我这么大的男孩“够葡萄”时，像闭着眼睛转圈;年轻的小伙子“够葡萄”时，像打篮球抢蓝板;中年的男人“够葡萄”时，像举拳高呼口号;老年的男人“够葡萄”时，像单腿鹤立打太极拳。老娘们儿“够葡萄”时，像犯了神经病……最难为的是那些小脚老太太，转来摇去地“够葡萄”时，像满地捡豆子。有一个老太太极其认真，真想按照要求够那串青葡萄。没想到老胳膊老腿不中用了，人没等跳起来就双膝一软摔倒在地，吓得儿孙们“妈呀……奶呀”地慌忙扶起她，捶腰，捏胳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台上的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不满意了，要求大家再重来一遍。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懂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闺女，求求你饶了吧，”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忍无可忍，用手捶着腰大声打破寂静。“俺这个老腰都闪了，你给花钱治么?”

孩子哄笑起来，谁也没听清那面红耳赤的女教师说什么，体操队形自动解散了。唯有牛鬼蛇神们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四

北京传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消息，全国各地竞相向敬献忠心，实施各种造反组织大联合的行动。

糖厂的造反团体组织名目繁多，我知道的就有“红旗兵团”、“二九公社”等较大的组织。头头们各表其功，关键时刻谁都不想放弃到手的权力，上上下下争得吹胡子瞪眼，后来好歹达成妥协，各派联合成立一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姐姐、春节和朋久也加入了厂文艺队，整天在俱乐部和职工们排练，为庆祝各派革命大联合做演出的准备。

彬子、铁南和明利他们不理会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活动，每天一大早就拿着耙子，到江边搂豆秸去了。秋天到了，一般人家活儿特别多，男孩要搂草，打柳条，准备取暖烧饭的柴火，女孩要捡大头菜叶，撸草籽，喂猪喂鸡，忙得不亦乐乎。我多次闪过念头跟彬子去搂草，总怕母亲不同意，又央人把我逮回来，老下不了决心，后来就忘了……春节家的娃哩的肚子越来越大，就要生小狗崽了，我非常想养只小狗，找到忙于排练节目的春节道出想法。他倒十分爽快，一口答应娃哩分娩后白送一个小狗崽，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却碰个大钉子。母亲不同意我养狗，叹口气说：“现在不是添乱的时候，人都养不过来，哪还有东西给狗吃!”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母亲下班后总是腋下夹着一把草带回家里引火，我们连点火的报纸都没有了，她发愁大雪封门的时候到哪儿去找草引火呢?

“妈，这好解决……你要允许我养狗，我就去搂草。”我说。

“你吃得了苦么，那可不是玩儿。”

“你小瞧人，人家彬子和铁南不是天天去搂草么，我凭什么不能。”

“那就试试吧。”母亲有限度地支持了我的想法，磨棱两可道。

黄昏，我老早就跑到彬子家，等待搂草的孩子归来。彬子家门口紧挨着大院的铁丝网，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剪断一段铁丝网。于是，搂草、捡菜叶、撸草籽的人不断从那儿出出进进，自然而然形成一道“后门”。每当家家户户响起风匣的“呱嗒呱嗒”声，烟囱冒起炊烟，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男人们便聚在后门抽着卷烟，等待着接一把搂草的孩子……夕阳西下，远处，如火焰燃烧的地平线上出现几个小小的草堆，蠕动着走来，越晃越大，继而显示出草堆下的人影。他们背回来的哪是一捆柴火，简直一个长方形的草垛，放下来比人还高出半头。父亲便扔掉烟头大步迎上去，接过草捆背回家。那天彬子的父亲有事没去接他，我迎着搂草归来的彬子快步走去，准备接他一把，帮他背完这段走进院子的路程。“你行吗?”彬子放下草捆，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说。“是骡子是马遛遛看么，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啦!”我嘴上没说心里不服气，一下将胳膊插进捆草的绳子，背起柴火走在前面，没走多远就压得晃晃悠悠。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从没有跟他们干过活，彬子奇怪地打量着我：

“厂长的公子……想搂草?”

“是的。”我简短地回了一句。

“你妈同意?”

我点点头。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搂草，她就同意养狗……可我……没有耙子?”

“没关系，以后整着材料给你做一把，”彬子眨动着猫眼，似笑非笑大度地说。“先用我那把旧的吧。”

第二天，我早早爬起来，将一条粗绳系在腰间，母亲给我带了两个馒头，一大块萝卜咸菜，一瓶凉开水。这回我有经验了，江边有的是水喝，带瓶子惹同伴笑话。我刚吞吞吐吐说不带水，母亲早把瓶子塞过来：“喝生水拉肚子!”我不想废话，否则她磨叨个没完没了，答应着尽早回来免得她牵肠挂肚。一出院门就扔掉瓶子，轻轻松松地和彬子、铁南、明利出发了。

深秋的野外一马平川，收割过的土地布满苞米和高粱根的白茬。附近的小片黄豆地早被孩子们搂干净，我们踏着满地的霜花，越过朝鲜族人的水稻田朝江边走去。一畦畦干涸的水稻田里，偶尔有未及运走的大垛的稻草。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找到那片豆地(夏天去江边钓鱼、摸蛤蜊时，我们早就发现防洪大坝旁种满大片大片的黄豆)。这片地50米宽，一条垄沟一里地长，黄豆早就被主人收割干净，豆叶子被旷野的疾风吹得无影无踪，下一层厚厚的豆秸，仿佛披在大地上的棉被。我们并不急于干活，跑到江边捧起江水喝个够，然后在草丛中寻找“黑幽幽”吃。这种野生的草本植物果实浑圆，小手指甲盖大小，夏天呈绿色，一到霜期就变成黑褐色，咬一口比菇娘还甜。以后我才知道，“黑幽幽”的学名叫黑加仑，当地人经过大面积的人工种植，加工成糖果，还能酿酒、做汽水和饮料，遂成为冻土地带有名的特产。

孩子们都吃黑了手和嘴巴，彬子招呼大伙干活了，我想采一些“黑幽幽”带给妹妹，沿着大坝继续寻觅。走着找着突然听到“哗啦啦”的翻花声，抬眼望去响声是从大坝下一小片蒲草丛里传来的，离我很近。有几只叼鱼郎在蒲草上空翻翅盘旋，扎下去又飞上来，嘴里叼着泛白光的小鱼……我觉得奇怪，天都凉了，叼鱼郎还不飞往南方，是不是有什么吸引它们?跑过去拨开草丛一看，这里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泡子，干涸后留下一个篮球场大的水坑，水都退进坑里，水面漂浮着睡莲掌状的叶子。无数条鱼儿游动着苟延残喘，鱼鳍划破平静的水面。我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试探着走进坑里，水不深，没及大腿，一伸手就摸到一条斤把重的鲤鱼。这可不是常有的事，我欣喜若狂地跑上大坝，朝伙伴们大喊：

“快来呀，你们看……有大鱼!”

伙伴们将信将疑地跑过来。彬子不愿意跑，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于瘦子，不玩活儿，净扯淡!”

可一见到满坑的鱼儿，他立即改变态度，一双猫眼闪闪发亮，扒光衣裳大吼一声跳进水里。水凉得让人受不了，逮鱼的诱惑更强烈，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水坑里围剿鱼儿。没逮鱼的工具，拔下菖蒲卷成一溜长长的草捆，4个孩子排成一排推着草捆从水坑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水被搅动了，每走一步更加浑浊，这下鱼儿无处躲藏，成堆成堆地赶到一个死角里，一些撵急的鱼儿接二连三跳上岸去。我慌忙用脚去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免得它们蹦下水中……这可真应了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神话，我们大获丰收，逮住100多斤鲜鱼。大的有一两斤，小的有二三两，竟对捞上岸的小鱼崽子不希罕了，一脚踢回水里。没带装鱼的家伙，再逮也拿不了，不如留着明天收拾它们……

头顶上的叼鱼郎赖着不走，“呀呀”地鸣叫着来回盘旋。

彬子扒下套在秋裤外边的裤子，用绳子扎住两个裤腿，里面鼓鼓囊囊地塞满挣扎扭动的鱼儿。我们如法炮制，脱下裤子扎起裤腿，将一条条鲫鱼、鲤鱼、鲶鱼塞进里面，塞不下的只好赏给叼鱼郎。我的第一次搂草变成搂鱼，满身都是鱼腥味儿，哥几个用耙子作扁担，两个一对地抬起“裤子口袋”，晃晃悠悠地满载而归。走那么远的路一点都没觉得累，反倒异常兴奋……我平常没到吃饭的时间就饿，母亲说这是肚子里缺乏油水，最好能补充点鱼、肉、蛋等副食品。我搂回两裤腿鲜鱼，母亲喜出望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种好事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家里最需要的莫过于这些东西，又能给孩子改善生活了。一家人吃了一个星期全鱼宴，美美地过了一回“地主、资本家的生活”。我想，地主、资本家也不过上顿吃炖鱼下顿吃煎鱼吧!即便如此，搂回的鲜鱼还是太多，母亲怕天热一时吃不掉臭了，剩余的鱼全洒上咸盐晒成鱼干……

我都吃腻了，好长一段时间，一闻到腥味儿就有点恶心。

第四章 搂 草

一

我真正感到搂草的辛苦是在第二天，人累坏了。

明利是我们当中最顾家的孩子，吃苦耐劳的典范，大家开玩笑他雁过拔毛，贪得无厌。翌日星期天，他从家里带了一张旋网，一大早就把我们喊起来，催促赶快上路。孩子们都带着条口袋，准备搂草打兔子，把坑里的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都背回来。一切准备妥当，我们急急忙忙出发了，没等赶到水坑旁就顿觉不妙。大坝上停着几辆自行车，一只猎狗看着车把上挂着的猎枪，水坑里传来笑语喧哗：“这多……啊，这更多……”情况很快就弄明白了，几个猎人也发现我们的秘密，且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做得更绝。很快挖出一溜排水沟，将水引到排水沟放掉，淘净坑底，只留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一条条捡就是了。好在我们昨天捞走所有的大鱼，留下的尽是小鱼崽子。明利骂起猎狗，说一定是它追叼鱼郎引起猎人的注意，我们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空欢喜一场。悔不该把没装下的鱼留给水鸟，引狼入室!

“埋怨有屁用，不能当饭吃。”铁南笑笑，“算了，大家搂草吧。”

我们悻悻地回到豆地，朝手心吐口唾沫，抡起耙子干活。搂豆秸很有讲究，一是耙子齿要掰得开，否则搂上来豆叶子柴火太碎;二是一耙子下去要用力均匀，力量过大容易抓起土块。我头一次搂草，摸不着头脑，极力效仿小伙伴们，但很不高明，力气用的不少，耙子却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搂起一小堆，已腰酸腿疼。回头看一眼干过的活儿非常难为情——垄沟搂得不干不净，跟没搂一样。伙伴们却得心应手，搂过的地方连个草棍都不剩。凡事认真的明利挠挠脖子嘟囔：

“于瘦子，你他妈把活都干糟蹋啦，这不跟没搂一样么!”

“是不好……”我扎煞着两只胳膊说，“我……真笨!”

“不行就别逞能，”明利提高嗓门，生气了。“回去算啦。”

彬子斜着看我一眼，带着责备的意味摇摇头，显然，他也对我不满意。

“于瘦子第一次搂草，就不错了，谁能刚干这活就成为行家，多来几次就好了，急个啥劲儿。”铁南对明利的发作报之一笑，帮我开脱。“你歇歇吧，留点劲儿回去的路上使。”

铁南什么事都不着急，总给我台阶下，我好丢脸，干什么都比不上人家……我避开伙伴们的目光，抱起一堆堆豆秸合成大堆，打下手。搂得差不多了，铁南解开绳子，双手一扬分成两道落在地上，铺开豆秸抖掉土块，卷起来压结实，一抱抱摆在绳子上，地上聚起一个个草山……彬子大张着手臂压下去，拉起绳子的一头示意铁南，对方也张开手臂压下去，头对头一起勒紧绳子，一大捆长方形的柴火便绑得结实了。我们吃过干粮，往回返了。彬子立起草捆单腿跪下，两只胳膊插进绳里上肩，拿起耙子运足气力一声大吼：“一、二、三”，猛地就势一只脚跟另一只脚站直，撅起身子，草捆忽忽悠悠往前走了。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到柴火下有人，像3个草垛在荒野上自动行走。

我终于体验到背草何等艰难，那是一种意志的严峻考验，必须具备极大的信念、毅力和耐力才能闯过最后一关。这样磨练的孩子长大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想来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应归功于童年超强度劳动的启迪，对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我至今感激那荒野的经历，苦难的砥砺，终生受益匪浅。背草最要紧的歇脚不能时间太长，最好说些什么转移注意力。开始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一人接一句地朝旷野吆喝：“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有一天，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老老道就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有一天，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老老道就讲……”

午后的太阳晒得厉害，嫩江越来越远地甩到身后。我们走下头道防洪大坝，走上凹凸不平的稻田地，越过一道道沟沟坎坎。说笑的声音减弱了，注意力也难以集中，只听粗粗的急促的喘息像拉风匣，人人都大汗淋漓，脚步沉重。抬头望一眼前面的座标━━稻田尽处的一棵树或一座小屋，如此遥远，仿佛我们和那目标都凝滞不动……有几只肥胖的豆鼠子，前腿伸开，后腿站起，转着尖脑袋可笑地四周瞧瞧，上边望望，倏地钻进洞里无影无踪。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又钉住似的凝翅不动，伸长脖子观察下面。身边“呼啦啦”跃起一大群麻雀，贴着地面急速地飞行，一只野兔也蹦跳着跑开……深秋明朗的天气中，每样东西都亮得刺眼。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家都瘫倒在地，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喘息……碰到一个水沟，不管不顾地喝个够，洗去脸上的汗水，大喊着“一、二”迈开脚步。走了好长时间，脚底发出“呱唧呱唧”声，汗水在鞋里和开稀泥，身子一冲一冲打起瞌睡，一刹间，竟不再感到重负，忘记在什么地方……这样持续十几秒钟，意识突然清醒，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到底什么时候歇一会儿?”

我们翻过二道防洪大坝，穿过爱国菜社，糖厂大院遥遥在望了。落日的斜晖下，远方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晰。每走上一段就找一处高坎，靠上去歇口气，为继续走时好起身……我的小腿肚子累转筋了，彬子和铁南帮我压起脚板，搓小腿肚子，大声地命令我像个男子汉一样挺住。为照顾我，无论谁都拉一把，我才能背起死重死重的草捆……真想甩掉重负不走了，但是不能，母亲问过：“你能吃那个苦么?”“我能。”伙伴们都一步一步地向前蹭去，我也鼓励自己不当逃兵。路过一块胡萝卜地，大家摇摇晃晃走过去，用手指抠出萝卜拔掉缨子大嚼一通。肚里有东西垫底了，力气回到身上，又抹把脖子上的汗珠，相互鼓励着背起草捆。

铁南说：“能行吧，再加把劲儿，看谁先到家吃饭。”

明利说：“没事，我爸就来接我了，我准先到家。”

彬子说：“你看我爸都过来了，你还吹啥牛!”

我已经望见家属区袅袅的炊烟，心想母亲一定做好晚饭，盼着我进家门呢。彬子他们笑逐颜开，加快脚步，父亲来接孩子了。伙伴们要帮我一把，我害怕改变主意似地摇头。尽管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但以后的道路还长，不能总靠怜悯度日，做娇生惯养的“公子”，我要在艰难的生活中自立自强!他们和父亲走在前面，撇下我一个人留在后面踽踽独行，形单影只。离开小伙伴们，整个人变得软绵绵的，汗水如洗，几乎虚脱了。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拉长我的身影，一点点淡化。

“不能休息，不能停下!”我唯恐失去向前的勇气。现在我对周围看都不看一眼，只盯着脚下的小路，先把重量倾斜到一只脚上挪动两步，再倾斜到另一只脚上挪动两步，一步一顿，一步一喘，永远走不完这段近在咫尺的路程……终于，我的耐力已达极限，不得不停下脚步。我抬起汗水横流的脸颊，羡慕地望着伙伴们蹦蹦跳跳的背影，久久地，定定地，目不转睛，一直目送着3对父子走进大院后门……他们的身影消失了，我突然觉得身边如此空旷，再也忍受不住孤寂无助的打击，腰身一软瘫倒在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靠着草捆喘息一会儿，强忍泪水站起，双腿支撑不住，立刻坐了下来。小腿肚子钻心地疼痛起来，我搓捋起小腿，不觉间想起父亲，想起他那高大的身影，背我去市里医院治腿伤的路上，那宽阔温暖的脊背……夕阳沉进地平线，周围一片昏暗，一阵晚风刮过，枯草飒飒地摆动，头顶的夜空猛然跳出满天繁星。浑身上下冰冷冷的，一动都不想动，四周那样的死寂，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不知这样抽抽搭搭地饮泣了多久，又累又饿地闭上眼睛……

恍恍惚惚看见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驰骋而来，越发清晰地占据我的脑海，竟喜出望外发现他就是父亲，像我多次回忆的一样英姿飒爽，强健高大。他穿着一土布八路军军装，端端正正戴着军帽，腰间别着一把带红布条的盒子炮，风驰电掣来到身旁。父亲威风凛凛地收住缰绳，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一探身子拉起我来……我又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了，心里在想：“世上有父亲该多好!”他背着我大步流星往家走去，怕颠疼我似地脚步放得很轻……我蓦地想起：“他不是死了么，怎么又回来啦?”怯怯地问：

“爸……你不是去了吗?”

“是的。”父亲头也不回答道。

“去哪儿啦，很远么?”

“去见马克思了，很远很远。”

“会回来么?”

“不会，永远不会。”

“那怎么回来了?”

“想你，儿子……”

“艾平，醒醒!”黑暗中有人把我从梦中摇醒，母亲摸黑找我来了。

我的泪水似决堤的洪水，收不住了。

“怎么，谁欺负你啦?”母亲上上下下地摸索我的周身，急促而慌乱地说着。“你一个人躺在这里……怎么啦?怎么啦?”

“妈……我想爸爸!”

我哭得肩膀直抖，哭得如此孤独、悲切和绝望。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父亲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人可以投靠，可以依赖的了!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泪如雨下……多少年后我人到中年，我的儿子也长得像我当年那么大了。我还一直难忘那个傍晚，经常做那个相似的梦——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也像糖厂的那个老梁师傅，逃到深山老林里隐名埋姓苦苦度日，终于熬到重见天日的一天，风尘仆仆地返回家中……可惜我的梦想难以成真!

母亲脸上露出笑容，不再为烧的东西愁了。我家的院里也有一个高高的草垛，大雪落在草垛上面，像盖起两面坡的屋顶。

我经过头一次超强度劳动的考验，成为搂草的行家里手，手掌上磨起厚厚的茧子，搂起草来如狼似虎，背起大捆柴火一点不比别的孩子逊色，和他们一样吃苦耐劳了。连彬子都竖起一根大拇指，说我有“尿性”!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但可以通过境遇改变生活，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得成长才行，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唯一不同他们有父亲来接(这对我不敢想象)，我坚决不允许母亲接，当小伙伴们的面难为情。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就是要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弯腰，更不要说一个孩子能为家里分担艰辛，无疑对母亲的痛苦是最好的补偿……

从此别的孩子父亲来接的时候，我都借故休息一下，有意拉开一段距离，等他们走远再吹着口哨赶回家……我知道母亲怎么想——既为我的能干和懂事感到欣慰，又倍觉酸楚。因为，她觉得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太不称职，不能给我起码的欢乐不说，反倒拖累我小小年纪分担生活的重担!那个难忘的傍晚之后，母亲下班早的时候必定守在大院后门口，人矛盾着，踌躇着，走出几步又退回来，想接一把又怕伤我自尊。最后远远地瞄着我的身影出现，才回家端出热腾腾的饭菜等我进家门。

母亲偏袒儿子，每次晚饭都给我煎一个鸡蛋吃，说这是对劳动者的奖赏，搞得妹妹馋涎欲滴，嚷嚷着要去搂草。我告诉妹妹搂草是男人的专利，一个小丫头怎么能和男子汉一起搂草呢，没人带你玩儿。其实我注重的是背着小山似的草捆晃晃悠悠走过家属区的胡同，引来人们一串啧啧赞叹：“看人家的孩子，多勤快，多能干!”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事了。

二

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土地上的早请示，晚汇报仍在进行。

我发现大家都学乖了，谁也不愿说真话。

特别晚汇报的时候，天气渐渐冷下来，大家冻得捂耳朵搓手掌，说过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就算完成例行公事。为什么都沉默了?有两个人不打自招，虔诚地道出实情坦白从严了。一个男人忏悔自己偷过一袋砂糖换酒喝，被抓进市里的群众专政队劳动改造。另一个大奶子、大屁股的漂亮娘们儿忏悔自己有作风问题，被抓住把柄当作“破鞋”游街示众，搞得她和丈夫从此抬不起头。

我见过那个娘们儿游街，她姓杨，住我家前两趟房，大伙都叫她“杨八角”。关于这个奇异的外号是有说道的，据说杨八角借过办公楼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工10元钱，好久都没还上。锅炉工把杨八角逼急了，她提出玩一种“减法的游戏”——每主动以身相许一次就减去八角钱。锅炉工当然愿意奉陪，他一值夜班锅炉房就变成游戏室……顺顺当当地减完倒也罢了，有一回他们正在做“减法的游戏”，被打开水的斜眼堵个正着。锅炉工吓得不知所措，一旦消息走漏他老婆会闹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斜眼嘿嘿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让我玩一次不就什么事都没了!”没别的办法，杨八角又和斜眼玩一场“加法的游戏”，息事宁人，那当然是免费的……

此时的杨八角蓬头垢面，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眼睛犹如两个彩色的灯泡一样哭得又红又肿，在家属革委会造反派的押解下围着大院转来转去。那时有“作风问题”最叫人不耻，一人传虚，万人传实，比走资派还让人讨厌、唾弃。她在前面挂着破鞋游街，后面跟着几乎全厂的职工家属，一路走一路高呼革命口号：“打倒破鞋!打倒骚货!打倒狐狸精!”男人们哪是打倒什么破鞋，围着她评头品足逗笑取乐(我记得法国作家雨果说得是何等准确：“大众的笑声是普遍堕落的同谋，人们被一些不健康的活动腐蚀，堕为群氓，而群氓和暴君都需要逗乐的小丑。”)女人好像是有点动真格的，都对她怀着一种特别的愤怒，杨八角的一切都令她们气愤，最糟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居然也会有人喜欢……女人们大多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孩子，尖嘴利齿地骂她不要脸，伤风败俗，偷野汉子的贼，什么难听骂什么。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做无聊至极。

游行的队伍来到家属服务站大院，立即召开现场批判“破鞋、狐狸精”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挤得院子里水泄不通，几乎每个人都是快步或小跑而来。我看大人们差不多都是来看热闹的，特别那些男性造反派，眼睛直勾勾地专往杨八角胸脯上盯，眼神亮亮的，嘴巴张开着，仿佛在等待着天上掉馅饼……

主持人一反批判走资派只喊大口号的惯例，而是要杨八角详细交代搞男女关系的具体细节，细到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才能得到从宽处理。出席大会的人心照不宣，越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无不感激主持人的良苦用心，能让大家有茶余饭后磨牙的乐趣。可惜杨八角不配合，面对众人吭吭哧哧地不肯交代，这就令所有人大失所望，革命群众当然说她不老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群众的眼睛雪亮，要不怎么凭白无故揪出你?愤怒的人们又喊起打倒口号，有几个老娘们儿对杨八角进行起革命教育，一顿手掐指挠后她还是不肯道出实情。于是会议达到高潮，又有两个女造反派拧起她的胳膊，有一个拿大剪子的女将揪住她的头发“喀嚓喀嚓”剪掉长发，大喝：“杨八角看你还臭不臭美，老实回答你到底还搞不搞破鞋?”这样一来杨八角反倒豁了出去，咬牙切齿响亮地说：“打不死我就搞!”就像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对着南霸天一声大喝：“打不死我就跑!”一样的气冲霄汉，一样的英勇无畏。

女人们再要动手，杨八角的丈夫拖着把镐头冲进会场，大吼：

“谁要再敢动我老婆一下子，我就和他拼啦!”

杨八角的丈夫是个虎背熊腰的装卸工，大概刚刚喝过酒，眼睛通红，杀气腾腾。都说好汉子怕硬的，硬汉子怕不要命的，哪有人敢和一个醉鬼玩命。人群赶快闪开，他一家伙镇住主持人，迫使高潮迭起的大会只得草草收场，与会者大为扫兴。好端端的批斗会让一个酒鬼搅黄了，造反派怎么能咽下这口鸟气?他们散会后并没有善罢干休，马上仔细地查遍杨家祖宗三代。万幸他们祖上的祖上肚子里都没有墨水，八辈子之上还是贫下中农，叫造反派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事也就变成一场不了了之的闹剧。

我对这种革命行动不感兴趣，觉得净是些瞎扯淡的把戏，谁愿搞破鞋他就搞吧，干别人什么事?我看那些造反派是闲着没事吃饱撑的，难道这不可笑吗?

三

俱乐部门前挂出新的横幅：抓革命，促生产。

霜冻一开始，严寒的天气就突然出现了，光秃秃的树木上连最后一片叶子也落没了。锅炉车间的大烟囱又吐出奇怪的白烟，直冲明净而寒冷的天空。天气开始上冻，制糖车间开机了，隆隆的机声日夜不停。那浓浓的白色烟灰落在厂房上，落在办公楼顶上，落在家属区的街道上，像飘落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厂区每一个角落都覆盖得严严实实。人一走出屋门一片耀眼的银色，仿佛走进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

造反派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根本就没时间解决这奇怪的现象，草草地了解一下宣布——这是石灰窑安装强制通风，提高供灰和二氧化碳能力造成的情况，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再说反动技术权威早就被革命群众打倒在地，怎么能让他们再作威作福呢，小车不倒就只管推，管它黑土地、白土地、红土地……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哪，当务之急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严防走资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

制糖生产为流水作业，工人实行3班倒8小时工作制，生产期厂里的人手不够，从外面招来大批临时工。三楼单身宿舍住满从菜社招来的临时工，凛冽的空气里飘着糖稀和石灰粉混杂的味道。甜菜储存场上人来人往，翻斗车、马车、拖拉机穿梭般地运送着甜菜，将一车车冻得硬邦邦的甜菜“哗啦啦”倒进流送沟里。我喜欢跑到流送沟看热闹，那是个游泳池大小的池子，差不多二层楼房深，中间有一道80米长的深沟。一个身穿羊皮大衣，头戴狗皮帽子，足蹬高筒雨靴的工人，把着一杆粗粗的水枪来回转动，让长龙般的水柱冲击着甜菜，用水力将大堆大堆的甜菜送进流送沟，一路翻滚着流进制糖车间里。我不明白这些黑糊糊的甜菜一从这边进入车间后，怎么就变成白花花的砂糖了呢?

车间内有门卫，不许孩子进里面参观。

初冬的头一场小雪降临了，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厂区，白土地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夜里也泛着一片白光。下雪天，白土地人跳的忠字舞也告一段落，孩子们虽不能再去搂草，却能拿起滚笼打苏雀了。父亲去世后，按国家规定母亲每年可以休一次探亲假，回老家探望我的外祖母。母亲去山东探亲的十多天里，由姐姐替她给我们做饭……管她做得好不好吃呢，能填饱肚子就行。母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我一点没想她，反倒非常轻松愉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下可没有人管我了，整日沉浸在打苏雀的欢乐之中。

这个冬天来得很急，天刚拂晓，晨风料峭，人们还在睡觉，我便和七哥拎着滚笼，“咯吱咯吱”地踩着雪地去西岗子打鸟了。西岗子离糖厂两里远，一片不高的小山丘上长满密集的榆树、杨树、桦树和灌木丛。我们匆匆赶到铺着一层松软白雪的西岗子，树林里已经挂了不少滚笼，雪地上留下好多乱糟糟的脚印，一直延伸到西岗子下面。一般孩子的滚笼里都有一只诱鸟，诱鸟一发现天上飞过同类，立即发出兴奋的呼唤吸引鸟群落下来……我和七哥没有诱鸟，将滚笼挂在别人的笼子附近，想借光逮住一只诱鸟。早晨干冷干冷的，大家都隐藏在距滚笼30米的地方等待苏雀飞来。北风发出凄厉的尖叫声，把赤裸裸的树枝吹得直抖，又钻进孩子们薄薄的棉衣里面，冻得我们无不抱着膀子、缩着脖子，跺着冻麻的脚丫儿来回走动取暖。

“来啦!”有个孩子喊。

大伙马上撅着屁股趴在地上不动了，眼睛期待地一闪一闪，唯恐什么动静吓跑鸟儿。天边飞过来一大群鸟儿，笼子里的诱鸟鸣叫起来，有一只还打起唱歌一样动听的嘟噜。鸟群在树林上空犹豫了，来回盘旋着呼唤它们的伙伴，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去南方过冬。笼子里的诱鸟叫得更欢了，急忙告诉天上的伙伴们：“下来歇歇吧，这儿有的是好香的谷穗哇，饱餐一顿再上路也不迟嘛。”飞翔的鸟儿答应了：“是啊是啊，大雪覆盖土地，我们找不到食物，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去南方。”天上地下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像在进行一场大合唱。有几只鸟儿飞过头顶消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带走我们一片失望的目光。

“真不走运……七哥。”我忍不住悄声道。

“沉住气，后后有席。”七哥安慰我说。

“要是它不上钩呢?”

“没那事，咱们的谷穗好，不怕它不上钩，听我的。”

七哥叫我沉住气，自己却急得额头冒出汗珠。谷穗是七哥家农村亲戚捎来的，金灿灿的谷粒肥大饱满，比别人滚笼上的诱饵显眼多了。孩子们都明白我们的优势所在，不时向谷穗投去羡慕的目光。

“不行咱再换棵树，”又等了一会儿，我建议。“把笼子挂在灌木丛那边去。”

“嘘……别动，它下来了。”

一只鸟儿轰炸机似地俯冲下来，落在一个挂在树枝的滚笼上，其他鸟儿紧跟着落在周围的笼子上。孩子们都瞪大眼睛，屏息望着落下的鸟群，大气都不敢喘。我压制着心跳默默祈祷，血几乎都凝固了：“吃食吧，快吃食吧!”大概祈祷起了作用，有几只鸟儿落在我的滚笼上，歪着脸颊瞧着左翻上的谷穗，蹦来跳去就是不肯啄食。有诱鸟的滚笼已经逮住五六只苏雀，我和七哥仍没开张，我开始变得有点气馁……

终于有一只鸟儿架不住食物的诱惑，率先探头去啄左翻上的谷穗，它得意洋洋啄来啄去，过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翻下陷阱里。原来我做的“翻”不灵敏，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急得我直骂自己笨蛋。要是一个人把什么都考虑周到，事情就会好办得多，该死，我怎么就没按鸟儿的重量试试“翻”呢!不过不碍事，那几只鸟儿够贪心的，吃尽左翻上的谷穗又跳到右翻旁，这回它们可没迟疑，全都争先恐后地啄食起谷穗。这飞快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期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一阵狂喜。啊哈，两只鸟儿冷不防地落进“翻”里，又跌下第二道陷阱的十字滚下。其余的鸟儿都惊得扑棱棱飞起来，留下两个同伴无可奈何地鸣叫。

我和七哥都有了诱鸟，他的那只是红肚囊，我的这只会打“嘟噜”。

我们利用诱鸟大显身手，再接再厉，每天都能逮住两三只苏雀。我的成就引起小伙伴们高度重视，彬子、铁南甚至春节都来管我要苏雀，成为养鸟、玩鸟的小鸟迷，和我一起分享玩鸟的欢乐了。我好不得意，心里特别痛快，过去那种欢乐和无忧无虑又回到我的身上，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彬子还专门编段顺口溜赞美我的滚笼：

远看是个楼，

近看有朋友。

想去瞧朋友，

掉在楼里头。

四

我的滚笼却被人家砸烂了。

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

那天七哥有事没去西岗子，我自己拎着滚笼去了小树林，看到有几个高年级学生守在树林的一边。他们望望我，我也朝他们投去狠狠的一瞥，相互不搭话。他们都是红卫兵总部的打手，高个的绰号叫谭老西子，矮个的叫小不点，那个走道一高一低的瘸腿叫“地不平”。这些家伙平常斗母亲都很凶，装出很友好的样子使我感到虚伪。我远远地避开他们，独自将笼子挂在树林的另一边。这会儿，那3个孩子正在打量着我。说实在的，有七哥在，我胆壮，七哥比他们岁数大，低年级孩子不敢惹高年级孩子，七哥没来我真有点胆秃……

我守候一早晨，冻得两只脚都麻木了，差不多都要失望地回家时天上才飞过一拨苏雀。他们有3个滚笼，诱鸟多，很快就把一群苏雀呼唤下来，一只接一只地飞落在滚笼上，只是那些“客人”迟迟不肯吃食，仍在犹犹豫豫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偏偏我的那只诱鸟“嘟噜”要强，见鸟群都落在树林那边大声打起嘟噜，对方笼子上的鸟儿闻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盘旋了一圈又全都滑翔着降落在我的滚笼上。我喜出望外地瞪大眼睛盼它们落网，身后传来一阵“嗷哧嗷哧”的撵鸟声。我回过头，见一高一矮的谭老西子和小不点溜达过来，起身阻拦他们：

“别出声。”

谭老西子向我跨近一步，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愤愤道：

“它们是被我们引下来的。”

“那跟我有啥关系……你们没打着呀。”

“嗷哧——嗷哧——”小不点不理睬我，仍旧轰鸟。

我的运气好得叫人眼红，鸟儿非但没被他们撵走，反倒一只接一只落进滚笼里，一个都没跑掉。这下可气坏了谭老西子，他提出见面分一半。我讨厌他的无理要求，从牙缝里一字一顿地挤出话来：

“凭什么?”

“我们命令你。”谭老西子像威胁走资派一样威胁我，口气很强硬。

“笑话，你命令谁，命令鸟去吧，凭什么对我指手划脚?”我冷笑着想，我不是走资派，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少跟我耍造反派脾气。

“给不给?”

“不。”

“你最好还是……记住自己的身份，走资派的狗崽子，别忘了……跟谁说话，分一半是……抬举你。”小不点结结巴巴地说着，叉开两条又细又短的腿，收紧双肩，一只手掐在腰间朝脚下吐了口唾沫。“给你脸……不要脸，我看你不给一个……试试。”

“决——不。”我斩钉截铁道，“你骂人我就更不给啦!”

“他想变天，”谭老西子说，“教训教训这小子。”

他们气势汹汹横着膀子撞来，几乎跟我的脸颊贴到一起。我扭着双手，用极大的力量才控制住愤怒，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对方觉得我怕他们，喝道：

“你们……给我走开。”

“狗崽子……狗崽子……狗崽子!”小不点接上道。

“你他妈就是个走资派狗崽子，”谭老西子的脸被憎恶的表情弄得很难看，以此来表示对我的鄙视。他分明是在有意激怒我，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退去一步，狠狠地抬脚踢起一团雪块。“老子就是不走，怎么……不服!”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骂别的我或许还能容忍，骂这个不行，我最不愿意人家骂我走资派狗崽子，立即被他们的恶语中伤惹恼……不错，我是走资派子弟，但我是人，不是畜生，凭什么张口闭口把我和狗连在一起?难道我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吗?我情知自己打不过他们，那也不能被人一吓就屁滚尿流。他们俩用肩膀一步一步撞来，我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躲开撞击，瞅个机会捡起两块石头，背对着滚笼一手一块握在手里，一副拼命的架势。他们这工夫也捡起石头，狠狠地与我对峙着，却没有贸然动手。对这一类人我早有准备，防御的办法很简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迅速琢磨着怎么躲开他们的石头，先砸倒小不点，再打谭老西子……身后响起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不敢回头，生怕挨黑石头。谭老西子突然露出黄黄的板牙大笑起来，竟笑得前仰后合。响起石头打在树枝上的响声，苏雀扑棱棱地翻翅和惊叫声。

“狗崽子……你……玩完啦!”小不点恶狠狠地笑着。

我下意识地回头瞟了一眼，热血顿时冲上太阳穴，愤怒地涨红脸颊。这些家伙太卑鄙，仗着人多势众玩起声东击西的鬼计，谭老西子和小不点在前面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分心，那个“地不平”却趁对峙之际暗暗绕到身后砸坏我的滚笼，一下子把笼里的鸟儿打得不死即飞。

“赔我滚笼!”

我大吼一声冲过去，扔出手里的石头。

“地不平”见我变成拼命三郎，吓得抱起脑袋夺路而逃。那瘸腿比正常人跑得还快，单腿跳远一样一步跳出去好几米……等我再捡起一块石头追击时，谭老西子又一通炮击将我的滚笼砸得稀烂。我孤立无援疲于奔命，只得返回来追打谭老西子，他们3人马上合兵一路，集中火力扔过雨点般的石头。此刻，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怒火支配着，力量增加了好几倍，虽肩膀、胸脯、屁股、大腿上连中几弹，也不觉疼痛，仍不顾死活地回击对方。心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赔我滚笼，我饶不了你们!”头顶“嗡”地一下，脑袋被打昏，眼前金花乱冒，一股热流淌下脸颊，我顺手摸了一把，是血!我不哭，眼泪是人软弱的标志，流多少血也不能示弱。我忍住疼痛奋力抓起一块块石头扔去，大吼大叫道：“叫你说我是狗崽子!叫你说我是狗崽子!”

大概我血葫芦似的面孔吓住对方，他们不再恋战，拎起滚笼一哄而散，得意洋洋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我追不上他们了，扔掉石头返回空空荡荡的树林。鲜血淌下眉毛，遮住眼睛，额头打出个三角口子，鼓起个鸽子蛋大小的疙瘩。我捂着额头来到支离破碎的滚笼前，蹲下身子捡起高粱秆，想拔下上面的竹条挑出些没被砸坏的重新扎滚笼用，破坏十分彻底，已没有几根完整的竹条了，绝大部分都被砸得七扭八折……

我愤怒至极地扔掉高粱秆，一脚踩上去跺个粉碎，泪水喷泉般涌出眼角……这是我一个多月的心血啊，也收集不起来那么多扎滚笼的材料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捣毁我的心爱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把额头抵在树干上哭了半天，一种彻骨的寒气袭遍全身，一种从没有过的绝望笼罩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向下拖去、拖去。我在向灵魂的黑暗中下沉，没有什么抓得住……社会、家庭、老师在我幼小心灵中建起的真善美的大厦，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得到人家爱的那种天真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瞬间都坍塌了，变成一堆瓦砾，化作一片尘埃。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自己。我恨，恨造反派，恨红卫兵，恨他们为什么如此蛮不讲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走资派犯了错误关孩子什么事，我为什么处处受到无辜的牵连……

回家之前，我去水房子冲掉脸上的血迹，然后装作没事似地走进家门，免得吓着家里人，姐姐还是吓得够呛。“弟，又跟人家打架了……”姐姐哀哀地说着，心疼地拿出碘酒为我搓揉额头上的大疙瘩。

“没……”我硬硬地吐出一个字。

“还嘴硬，头的疙瘩这么大……流不少血吧?”

“没事，我爬树不小心掉下来摔的。”

“你呀，就是不听咱妈的话!”

“妈没不许我打鸟玩!”

“那你的滚笼呢?”

她问到我的疼处，人又差点流出眼泪，我不想让姐姐难过，咬着牙撒谎笼子也摔碎了。姐姐明知我在哄她，叹了口气劝道：

“弟，你就听姐一句话，咱是狗崽子，惹不起事，还是改改犟脾气吧!”

又是狗崽子，我不愿听，大吼：

“我……我不是狗崽子，你也不是，姐姐!”

姐姐不许我打鸟了，她一天到晚看着我，不让我再往远处走。我没有滚笼拿什么打鸟?为了摆脱痛苦也不愿去那伤心的地方。七哥再来找我去西岗子打苏雀，我总是用各种借口说确实有事不能跟他一起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极度苦闷和失落中度过的。我竭力想恢复以往的平静，不愿意去回忆那伤心的往事，被砸碎的滚笼一直浮现在眼前，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有什么办法呢?我深陷其中，又无法自拔，唯一能做的是经常一个人站在人家的院子外，呆呆地望着树上挂的滚笼里的苏雀出神儿……我想，我无法选择出身和家庭，承认我是走资派的子弟。但每个人都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愿做的事，不管你是狗崽子还是狼崽子也应该有玩的权利吧。我竟连玩耍的权利都叫人剥夺了，他们凭什么干预别人的生活?

想起这一切，我就感到无法忍受的沉重，心里好不辛酸……有时真想大哭一场!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一

又过一个星期，母亲风尘仆仆从老家回来了，背回好多大包小裹。

我吃着她带来的地瓜干、花生米，像吃点心一样香甜。黑龙江不产地瓜，从没见过地瓜什么样，母亲为让我见识见识背回来几个生地瓜。它很像红皮大土豆，不过煮熟后既软又甜，比土豆好吃多了。至于花生，我只知道它可以榨油，炒熟后包上一层糖衣，商店里的售货员称它为“花生蘸”。有花生米，母亲特意为我们做了一次“花生蘸”，工序很简单，把糖熬成糖稀后将炒熟的花生放进去一滚就成了。

说得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母亲上班后，我耐不住嘴馋，偷着和妹妹加工两回“花生蘸”，结果糖和花生浪费不少，都砸了锅——没掌握好火候熬煳了糖稀，成果又苦又焦。没关系，羊肉烂了化在锅里，我做的“花生蘸”一点没剩，妹妹苦得直咧嘴巴还在大吃特吃，连连称赞我手艺高超……母亲明知道谁捣的鬼却没教训我们，只是叮嘱：

“小孩子不能玩火，想吃妈给你做。”

母亲带回来的另一种稀罕东西是咸鱼干，有带鱼，黄花鱼，她贴大饼子时拿出几条放在锅里蒸上，满锅都是香味儿。若是春节、彬子和铁南来串门，母亲一定要拿出地瓜干、花生、咸鱼招待小客人。物以稀为贵，我也有了骄傲的资本，我家有“山东特产”，让你们也馋得口水横流。我可不那么小气，非得拿“啪唧”和玻璃球换，你们带我玩就行。要知道，那时职工的工资很低不说，副食供应也非常匮乏，每月每人供应8斤全面粉，4两油，4两肉，4两白糖。过年过节孩子们吃到一把带壳的花生就相当幸福，何况母亲给他们的是不带壳的大花生米。母亲回来后感叹外祖母生活很艰难，说什么每月都要省出5元钱寄给老人家。她顺便去过一趟父亲老家，准备将我祖父留下的房子卖给生产队，若生产队什么时候决定买她就再领我回去一趟办理手续。我奇怪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领我回去，她自己不一样能办么?

“你是老于家的正根儿，”母亲解释说，“只有你才有继承权。”

“你不也是老于家的人么?”

“傻儿子，他们怕我得了钱改嫁……”

“什么叫改嫁?”

“打个比方说吧，有一天……尽管那是不可能的……”母亲竭力考虑着解释的分寸，脸色泛红地吭吭哧哧道。“你妈再嫁个别的男人……”

“那就是我要有后爸爸了……妈，你改嫁么?”

“别胡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爸爸一去，我心早死了……我生是老于家人，死是老于家的鬼!”

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母亲不会再嫁人的，连我都遭人鄙夷谁会娶一个走资派做老婆。我希望有一个普通工人的爸爸，起码是个有父亲的孩子，以后不再受人欺辱。这样的想法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停留片刻便驱赶开去，我没向母亲透露想法，反复问起她山东老家什么样子?母亲又高兴起来，说：

“怎么说呢，我们的老家地处海边，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盛产地瓜、花生、水果和海鱼，民风质朴……”

“地瓜一定很多了，”一提起地瓜，我馋得要流口水，打断她，急促地问。“吃都吃不完吧?”

“当然，”母亲笑了，“遍地都是，这是老家的特产。”

“那你不多带点，让我吃个够。”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得体谅妈……想多背，千里迢迢背不动怎么办?你呀，除了淘气就认得吃!”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怎么行，人怎么活，妈你一顿不吃试试?”

“那也不能光吃地瓜。好吃是好吃，可吃多了胃酸，我从小就是吃它长大的，再也不愿吃了，就和你吃够了大饼子一样!”

“妈，咱别光讨论吃的了，”我的兴趣已转向别处，继续问。“山东冬天下大雪么?”

“偶尔下，不像东北天天都是大雪封门。”母亲耐心地回答着我的提问，想了一想又补充道。“那儿的雪很少，有时候还下雨。”

“不用戴狗皮帽子，穿大衣、大头鞋?”

“不用，最冷不过零下十几度。我小时候连棉衣都不穿，只穿秋衣秋裤就过冬了。”

“那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领我们回老家?”我突然气哼哼地大声说，转过身子背对着她，觉得我们留在东北非常委屈。“还留在这里活受罪干什么，妈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我和你爸爸早就想回去，”母亲被这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把手放在额头上，仿佛想把那使她痛苦的思想赶开，思忖好一阵子，才神情黯然地讷讷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是谁都能随便回家乡工作的……”

我搞不明白母亲的感叹，她能从那么温暖的地方调来，为什么不能调回去，到哪儿不都干革命工作么?母亲岔开话题，不愿意再讨论沉重的问题，给我讲了个赶集的故事。在我的老家也刮起语录风，不背语录寸步难行。一次母亲去赶集，公社造反派守在集市口，谁要背不出一条语录就不许进集市。一个赶集的人非常机灵，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即兴创作一首顺口溜：

下定决心去赶集，

不怕牺牲挤进去。

排除万难买东西，

争取胜利回家去。

我哈哈大笑，觉得有意思极了，马上把这个幽默的段子背下来，准备讲给同学们听。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日后竟变成我反革命的罪状之一——篡改毛主席语录。

二

12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棱，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点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不要在外面撒尿，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憋泡尿还好办，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肚子里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马上咬得屁股蛋生疼。粪坑里的大便多了，冻成一个直直堆起的冰坨，最上边是个冻得邦邦硬的粪尖，必须让开它才能大便，这样一来风就更硬了，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也差不离了。常常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赶快提上裤子哆哆嗦嗦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还缓不过来，且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简直糟糕透了!

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200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天地浑然一色。地上的积雪很厚，远处已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沟沟坎坎填平了，大路小道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

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母亲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一路上我伸腿登脚地哭个不停，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马不停蹄地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儿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儿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水渍，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片大片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渡过一个个冬天，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孩子，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他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趣味横生。大家都感到有趣，我也感到很有趣，似乎我内心的一部分伤感也随着暴风雪飘去了，虽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每每铁南绘声绘色地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经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点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出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别着急回来，起码学点真本事再见他，不负他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走过一村又一店，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突然听到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正在喝酒的时候，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两人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看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已经取经成功，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地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地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拿起一把铁锨勃然大怒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点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

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三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小的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地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但又想替母亲分担点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的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沿途冻成一溜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其间有的行人看到了小心翼翼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地摔个大屁股墩，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心里偷着乐，表面上却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只是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小孩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小的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也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都有点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净冰面上的积雪，即使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一点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花掉家长一个月的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的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紧紧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儿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像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要是哪个孩子心理实在不平衡，就跟在有冰刀的人后面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然后装作对滑冰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愤懑地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狠狠地抽着冰猴出气……

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别说是买光板冰刀，就连一个像样的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总算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兴致勃勃地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漂亮的冰猴，很是惬意。我信心十足地拿它去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急败坏地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是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试图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我被彬子远远地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薄薄的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冷得浑身打哆嗦。突然，身下的冰面“喀喀嚓嚓”一阵响动，人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复又死寂一般沉静。

我跑了几步，又踅回来像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

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横断面，白森森的斜碴蛛网般细密，弯曲处闪烁着光亮，缝隙里泛着绿影。像在梦里一样，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而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是怎么跑过来的?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冻得硬邦邦的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遂决定用冰镩子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白色的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它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半米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心平气和地望着冰层暇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隐隐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黑黑的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大声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他鱼儿都懒洋洋地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也不会那么和谐地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极为孤独，靠吞噬其他鱼儿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奇怪的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旁边，总好奇地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快快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地方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里面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惹是生非。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差点没送掉自己的性命……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一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像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大雪把一切景色都改变了，呼啸的风把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吹得雪花在空中飞舞盘旋。西下洼的冰面上铺满厚厚一层积雪，明晃晃的阳光照在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人一出门，阵阵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疱疱。雪从上空飘下来，又从地面扬起，雪浪此起彼伏，有的地方一脚踩下去都没及腰间……孩子们全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了。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

20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北国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在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地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老这样下去可真叫人受不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我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了马上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大喊着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

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操你妈，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若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恼羞成怒时突然发现了孩子中的我，转而一副凶狠的架势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没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最大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呆呆地分辩：

“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恶狠狠地高声道：

“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况且我的神经敏感脆弱，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走资派狗崽子怎么了?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足足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儿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气得脸色通红，失去理智地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挣扎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地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狠狠地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凄厉地号哭着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

“打死你这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心如刀绞地抱着我哭泣整整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悲苦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的睁不开，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向外翻翻着，狰狞恐怖。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好像掉进一个倒霉的无底洞，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下此毒手打一个比他小4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竟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地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里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10根高大的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作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想必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5个儿子，5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17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炮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炮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15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15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即使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

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赶快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睛。我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漫天洒下，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xx”。他没穿白大褂，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仍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缓缓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地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3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我的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地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的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已经4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为什么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的冰花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地发现距楼下50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恍如隔世，看到的就像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痛苦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另一种样式，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地喝起彩来，但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想用凉气镇一下，可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可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呵热手，摸摸我的额头，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然后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儿子的请求，况且我已经躺三、四天了。母亲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仿佛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的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地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和我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我内心涌起，热流如灌，刹那间又回到了愉快的童年。我又亲眼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他们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周围人都和我一样，谁也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尽情地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是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的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地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地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自己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忧伤与日俱增，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自己都认，但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局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我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极力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好像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地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竟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着我，城市的正常生活正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是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像个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心中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主席画像，城楼上挂着8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10月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地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立即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冷冰冰的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眼花，耳鸣，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都不隔音。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主席，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渡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3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姨的动作。一把长长的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她用铁夹子的一端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地刮着，我迷迷糊糊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吓得直抖，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他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地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尽管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和可怕，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就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地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我们的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虽然没有透露我们的底细，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自己养活自己。

三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褪，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望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青青的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长长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若付过店费我们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

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5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做过汇报，厂里说研究研究，至今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语气里露出怒意。“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直到人家催促才茫然地放回话筒。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3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

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有时两派的人一同说起来，同伙觉得有漏掉的东西没说就赶快补充出来，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来把我们卷了进去，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嘶喊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想过都过不去。两支队伍像仇人一样火并起来，有人退下来，有人向前进，围观的人也跟着涌过来又涌过去。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被撕碎的棉衣，耷拉在额前的白发，使老人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又没有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难过地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拉起我向后退。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是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做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像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吓得无法动弹，呼吸急促，脚几乎不点地的被裹挟进门里。母亲拼命用身子护住我，抵抗着人潮，唯恐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

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只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又立即堵上了。

“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母亲的声音很快就被人群的声音淹没，幸亏我没被挤倒，踉踉跄跄地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丁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地从人堆里挤出，冲进一条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感觉始终存在，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紧紧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一趟买3个烧饼带回来，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我们躺在床上相互默默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地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歉意的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一个劲儿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没办法，抱怨有什么用，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可得救了!”整天的等待使神经格外敏感，然而总是失望，一切都没有变化，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烦。一个小时过去了，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地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小的房间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咬牙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地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摇摇晃晃地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竟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固执的不肯挪动地方。我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着热腾腾的炒饼，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最后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盘底，吃上一口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快步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通通”地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难受，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眼睛，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表演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一走了之。每每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地捡过盘子来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重重叹口气，目光变柔和了，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身向服务员要来3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面前，拍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眼睛。我拼命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忍也忍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流，湿透了面颊又流进嘴里………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胡乱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低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唯恐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热呼呼的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定定地瞅着炒饼，问：

“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垂下脑袋，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恨自己去捡盘子，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难过地转过脸去，“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想说什么没有说，回过头来，慢慢地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郎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呼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地往下掉……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绝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2元钱，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他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2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慢慢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地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来。

我疑疑惑惑地问：

“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茫然地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破天荒地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地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都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花2角钱买了2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没有其他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里面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冷漠地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

“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地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心事重重地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漠然的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里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三

离开自然博物馆，母亲领我走进天坛公园。

那时的公园不收门票，时间已近正午，偌大的园子里清清冷冷没几个游人。公园里一片荒凉景象，地上冻得邦邦硬，盖着一层干净的新雪，天特别蓝，没有凛冽的北风，明媚的阳光照得我身心舒畅。

母亲低头走在前面，带着一双空盲的眼睛缓缓走着，恍如走在梦中，也许她经历过那难以忍受的等待，像经过一个永恒的黑暗世纪。我扯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像母亲拽着走似的。穿过一道门，走过一条向北的碎石小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纳闷她为什么不去天坛，难得有机会看看著名的回音壁，而是避开游人走向僻静的苍松翠柏深处?她走了神儿，还是陷入痛苦的沉思?我无法清楚。但我看出她的心情异常沉重，不敢问她。母亲艰难地挪动着两腿来来回回在林中踱步，毫不在意树上偶尔飘落的雪花，仿佛忘记儿子的存在，或根本就没在身边，离她很远很远。树林深处，有一只孤伶伶的乌鸦凄凉地叫着。我的脚跟都走疼了，央求她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一张供游人歇息的连椅上了。

这张连椅就藏在树林里边，对着一小片枯黄的草地。我想不去天坛玩也好，那儿可能高处不胜寒，不如这儿没人打扰，让母亲好好歇息一阵子。我把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躺在连椅上，望着白云悠悠飘过蔚蓝的天空，心里产生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我肚子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周围鸟声啁啾，树影摇曳，恍如身处课本上描写的诗情画意之中。回想到自然博物馆的情景，感觉北京“特棒”，这是我跟北京人学会的第一句口头语。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痛楚地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我试图掰开手指夺下药瓶，不可能，她死死地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的哭叫，久久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的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颊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深渊底下还是深渊。尽管母亲总是抱着近乎绝望的希望，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的摧残，一息尚存就坚持下去。可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根本没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拼命用根须支住自己，然而不可能支撑多久……她被这苦海淹没了，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真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悠关之际，仍在竭尽全力地挣扎着，抉择着，走哪一条路?

“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妈妈?”

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地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母亲抬起麻木的目光，呆呆地望着远处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驿站，死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而黑暗取得的胜利又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忍受痛苦的煎熬，必须进行绝望的搏斗。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支持不住……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且现在仅仅是开始。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分担一点重负。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

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辉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灰色的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她站起身来，用手轻轻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

四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仔细地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5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了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20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如今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活下去就有希望……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我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卷四

腥风血雨